五方合作 十年探索 成果丰硕——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工作十年
 
早期秦文化考古的缘起     
 
  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秦帝国虽然短暂,但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秦帝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其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郡县制度,以及车同轨、书同文等经济、文化制度为汉帝国所继承,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大一统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加强。然而,秦帝国只是秦历史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秦帝国的诞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秦族早在夏商时期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部族方国,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壮大,至公元前221年终于剪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古族、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各个阶段,而秦族、秦古国、秦诸侯国、秦帝国的历史正提供了这样一条完整的不可多见的发展链条。因此,秦族、秦国历史、秦文化对研究中华文明乃至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欲要读懂中华文明史,就必须研究秦的文明,欲要认识秦文明,就必须对秦族、秦国历史、秦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重大考古发现,是秦国悠久文明的一个片段,而考古发现陆续揭示的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等,无不展现秦文明的辉煌。秦族、秦国历史、秦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目前有关秦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多集中在较晚阶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通过对关中地区的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等秦国都城遗址以及秦国公墓和秦人邦墓的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秦人较晚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基本明晰。但在秦文化考古学领域,对德公居雍以前,即商代晚期、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的秦文化,特别是秦人东迁以前在甘肃省东南部所遗留的秦文化遗存的了解还相当有限。文献中有关早期秦人的记载极为简略,而考古调查与发掘甚少,因而有关秦人的起源和秦文化渊源问题,早期秦文化的编年序列问题以及早期秦人的都邑、葬地等重大学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甘肃东南部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的重要发现,为探索早期秦文化提供了契机和线索。国内外学术界亦掀起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热。学术界对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的年代性质、大堡子山大墓所出秦公铜器的年代以及大墓墓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对相关联的秦早期都邑“西犬丘”和“秦”地的具体位置也是各抒己见,争论不已。但由于调查、发掘工作尚少,许多问题难以深入下去。因而,开展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在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早期秦人所在的甘肃东南部以及关中西部地区还是连接中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必经之路,从初步的考古发现看,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秦人在相当早的时间就与域外文化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流。
 
  从2004年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组成了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在国家文物局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早期秦文化的探索。(王  辉   赵化成)
 
项目宗旨和研究目标 
 
  以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促进当地文化和经济发展、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中华文明为宗旨。同时以项目培养人才,做到项目实施和人才成长同步。在考古发掘和调查过程中,充分结合了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习,注重培养年轻人,通过项目实施锻炼队伍,培养新人,现在已形成一支稳定的有较高业务水平的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团队。
 
  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出发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为将来的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利用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黄土高原土遗址发掘过程中如何进行文物保护做了有益的探索。
 
  围绕着引领学科发展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需要课题,采用多学科参与进行系统研究的方式,制定了考古学、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和大遗址保护规划及体系制度建设等四大板块的学术研究目标。考古学研究课题主要包括秦人的来源;早期秦文化的面貌、特征和内涵;西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内涵;秦与戎的关系;秦、西戎与两周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秦和西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早期秦人和西戎丧葬制度和陵墓;早期秦青铜器、金银玉、石器和陶器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早期秦和西戎车马坑、车制研究;早期秦人聚落和都邑;早期秦人的发展、迁徙与环境变化及早期秦人生业形态;东周时期开始的西北羌戎系民族向西南迁徙的原因和过程;秦等级制度与社会结构;流散的早期秦文物的调查与研究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建立早期秦文化的年代序列;廓清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轨迹;形成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与展示中心。
 
  文物保护课题研究主要包括金属器的保护研究,漆木器的现场保护与提取,纺织品的现场保护与信息提取,不同有机质文物保护方法及保存环境研究,车马坑现场保护和提取的研究,黄土地区金属器修复与保护规范的制定,土遗址保护与研究。
 
  科技考古课题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现代科技手段各类金属制品的工艺和产地的系统综合研究。以了解当时的工艺水平,判定各类金属制品的产地和来源。为理解早期秦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佐证。
 
  玻璃和料器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工艺和技术之一,它承载着古代欧亚大陆各文化之间经济贸易技术交流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因此对古代玻璃进行科学分析,进而探讨其原产地和制作技术,可以为研究中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中西方贸易等重要的考古学问题提供佐证。
 
  与人骨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主要包括体质人类学、线粒体DNA、骨病理研究以及由此所反映的迁徙行为和经济形态研究。
 
  动物骨骼相关的科学研究是通过形态学研究,碳、氮同位素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解秦人的生业形态、家畜屠宰方法和肉是利用方式。
 
  植物遗存和环境考古的研究将为了解早期秦人和西戎的生业形态、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度体系建设和大遗址保护对当地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将为以后的保护盒利用提供科学依据。(王  辉   赵化成)
 
项目组织和管理  
  
  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单位联合进行,这种跨省区、多单位、所校合作的模式可以集中各自的资源优势并汇聚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学术成果。古代文化并不是以现今的行政区划而分布的,跨地域、跨单位、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项目的实施为推动这种合作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项目组织和管理采取集体负责和项目负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成立了由6人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项目领导小组下设有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勤保障、现场文物保护、实验室可移动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等小组,做到相互协作,分工明确。充分发挥合作单位各自的优势,推动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
 
  坚持重大事项由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各小组分工实施的原则。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每个年度在年初召开会议,布置当年的工作;年中会议汇报和检查上半年的工作,调整当年的工作目标;年终会议总结当年的工作,探讨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做到项目目标人人心中有数,具体责任落实到人。
 
  经费管理上实行统一管理,分项目实施。做到经费管理有章可循,用好经费用活经费。(王 辉   赵化成)
 
技术路线和方法 
 
  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将利用已有的调查成果,采用先中心,次近外围、最后远外围的方式逐步扩大调查范围;时间安排上采取“两次集中”和“见缝插针” 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区域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采取大面积普探和重点勘探相结合方式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依据。考古发掘以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为目标,重点遗址进行面积较大的勘探和发掘,以了解聚落的结构和内涵;其他遗址以勘探为主要手段,进行小规模试掘。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重视现代科技手段在工作中的应用,多手段、全面、科学地记录和提取各类信息。
 
  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信息动态管理平台,结合GIS,GPS,RS(遥感)以及航拍、卫拍、遥感、三维扫描等技术收集相关遗址的各类信息。建立并具备信息采集和动态追踪、输入、管理、检索、分析及输出的早期秦文化文物资源GIS信息数据库和管理平台。这个数据库和管理平台包括:基础环境GIS系统、田野考古调查GIS系统、田野考古勘探GIS系统、田野考古发掘GIS系统、文物库房管理数据库5个子系统。能够满足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记录、整理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实现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的科学、系统化。
 
  通过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我们总结和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大型遗址聚落考古研究的“大遗址调查法”。这种研究方法以3S(GPS、GIS、RS)技术为支持,将国外流行的“全覆盖式区域考古调查法”(Full coverage regional survery system俗称“拉网式调查”)与国内以记录暴露的遗迹现象为主的传统调查法相结合,实现了田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改进。
 
  针对遗址历史地域性的分布特点,对遗址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进行科学的区域性规划,制定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中的遗址保护方案和论证审核制度,实施调查、勘探和发掘对遗址、区域景观破坏程度的相关性分析,建立遗址破坏程度的风险性评估体系,提出符合学科发展水平的遗址调查工作规范体系和技术标准。
 
  文物保护工作首先要在发掘工作开始之前制定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预案。在管理上保证文物保护工作在第一时间介入,从技术层面上将主要着力于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控制和出土文物的保护处理两个方面。及时控制和协调好文物的埋藏与保存环境间的差异,为以后实验室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修复赢得时间和机会,保证出土文物由埋藏环境平稳、安全过渡到出土后的理想环境中保存、研究和展示。将现场保护和实验室保护修复充分结合,加大现场保护的力度,使文物在第一时间能得到有效和科学的保护,对结构复杂的遗迹(如棺木、车辆等)和严重腐败的文物、因受环境骤变材质性质极易发生改变的文物将打包提取至实验室可控环境下进行清理和发掘。(王 辉   赵化成)
 
主要成果
 
考古发现
 
  2004年至2014年十余年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陇山东西两侧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足迹遍布陇南、天水、宝鸡地区,并选择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田野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2004年至2008年,对西汉水上游、牛头河流域、汧河下游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掘礼县鸾亭山、西山、大堡子山遗址;2009—2011年发掘清水县李崖遗址;2012年至2014年发掘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此外,自2006年开始连续发掘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
 
  2004年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新发现汉以前各类遗址70余处,其中以早期秦文化为主的遗址38处。并发现以“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圆顶山(赵坪)”、“西山坪—鸾亭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也可以说是早期秦文化三个中心分布区。
 
  在调查的基础上,2004年10月至2005年上半年,对礼县县城西北鸾亭山山顶的祭祀遗址展开了抢救性的发掘,清理了祭祀坑、祭坛等遗迹,出土了10套组合完整的汉代玉器,玉器总数51件,器类有圭、璧、玉人三种,及长乐未央瓦当,为汉代祭天用玉的空前发现。对研究秦汉郊祀制度有重要意义。
 
  2005年上半年,对礼县县城西侧的西山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西山城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发掘地点集中在城内东北部,除史前遗存外,发现的西周时期遗迹主要有墓葬6座和少量灰坑,其中M2003为西周晚期的铜三鼎墓;东周时期遗迹有灰坑170余座、墓葬28座、动物坑10座、房屋基址5座。此外,在城址内还发现夯土基址和陶水管道,因为破坏严重,性质不明。
 
  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其周围分布有多个遗址:位于西汉水南岸有山坪城址、圆顶山(赵坪)春秋秦人贵族墓地,西汉水支流永坪河西岸有盐土崖遗址等。2006年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钻探和一定规模的发掘。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早期秦文化城址、 城内26处夯土建筑基址、 城内外400余座中小墓葬。城址坐落在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形状很不规则,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城墙的始建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2006年下半年度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一处(21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7座,祭祀遗迹1处(包括“乐器坑”1座,“人祭坑”4座)。21号建筑基址约始建于春秋早期晚段,战国时期废弃,性质为大型府库。乐器坑出土编镈3件、甬钟8件、编磬二组10件,最大的一件镈钟正鼓部有铭文“秦子乍寶龢鍾以其三鎛……”28字,为判断附近大墓的墓主以及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2007年在乐器坑西侧约10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人工壕沟,可能是陵园的隍壕,年代属战国时期。
 
  为了寻找秦祖非子的封邑,2005年、2008年联合考古队两次调查清水、张家川县所在的牛头河流域,共调查史前至汉代遗址117处,其中含周代遗存的遗址31处,有13处分布于白沙乡至红堡乡的牛头河中游两岸,是整个流域周代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周代遗址中清水县城北侧的李崖遗址面积最大,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又详细调查了关中西部汧河下游,共发现遗址47处,其中春秋时期遗址9处。汧、渭交汇处东夹角的陈家崖(或魏家崖)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发现夯土、筒瓦、陶范,内涵丰富,等级较高,很可能是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
 
  2009年至2011年对李崖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在遗址的二级台地上发现了北魏时期的清水郡城,解剖了城墙,清理了城内夯土基址和大量灰坑。在一级台地上共发掘西周墓葬19座,灰坑40余个。其中秦文化墓葬15座,头向西(西偏北)、仰身直肢葬式,有腰坑殉狗,随葬陶器为鬲、簋、盆、罐组合,部分陶器有商式风格,年代属西周中期;另有4墓各出寺洼文化陶罐1件。
 
  2012年至2014年全面勘探、发掘甘谷毛家坪遗址,勘探出墓葬千余座,其中沟东731座,沟西300余座。在遗址区选择了10个发掘点(A~J点),其中A、C点在居址区,其余地点在墓葬区。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4座,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极大丰富了周代秦文化的内涵。遗址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可能是古冀县的县治。M2059为该遗址级别最高的墓,出五鼎四簋,随葬铜戈有“秦公作子车用”铭文,表明遗址沟西墓地为子车氏家族墓地。发掘的车马坑全面展现了春秋秦人车制,对研究秦车马文化有重要意义。
 
  马家塬战国墓地位于张家川县木河乡东北的桃园村附近,由59座墓葬和祭祀坑组成,面积约2万平方米。联合考古队自2006年对墓地进行了多年连续发掘,共清理墓葬20余座,墓葬均东西向,除大型墓外,均为竖穴偏洞室墓,墓道带数量不等的台阶,多者9级,少者3级。竖穴墓道内一般放置3~4乘车,为髹漆彩绘或纯木质的素车,有的轮面外侧装饰成组的镂空铜片;洞室的前室内还有1乘以错金银铁条为车厢骨干,再用金银箔花饰和动物、包金铜泡、金银帽等物装饰车厢和车轮的车,异常豪华珍贵。随葬器物既有强烈的北方草原气息,又有西方的舶来品,还有西戎的传统器物,更可见到中原秦、楚风格的东西,反映了当时西戎复杂的文化面貌。
 
  同时,以西汉帝陵、秦都雍城大遗址保护工作为契机对陕西境内的春秋、战国秦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与勘探,新发现了秦平阳、咸阳两大陵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秦平阳陵区。2013年田亚岐教授带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土“秦公钟”“秦公镈”“铜器窖藏”的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附近钻探发现由中字形大墓一座,长方形大型车马坑一座,围沟数条组成的春秋秦陵园,拉开了探索、确认秦平阳陵区的序幕,目前钻探工作还在进行。
 
  秦咸阳陵区。最新确认的秦咸阳陵区位于秦都咸阳的西部。在东西长近十公里,南北宽约七公里的范围内,先后发现战国晚期大型陵园三座。
 
  周陵镇战国秦陵园即所谓的“周王陵”,钻探发现有内、外两重陵园。外陵园南北长835、东西宽528米;内陵园南北长423米、东西236.5米。内、外陵园的园墙四面各有一门阙遗址。内陵园内有“覆斗状”封土两座,位于一条南北轴线之上。南陵封土现高14米,底边长约100米;北陵南距南陵145.8米,现存高度17.5米、底边长60米。两陵形制均为“亞”字形。陵园内共发现外藏坑27座、建筑遗址6处、小型墓葬168座。
 
  司家庄战国秦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司家庄村北,或传其为汉哀帝大司马董贤之墓。陵园由三道围沟围绕而成。内陵园,南北长约560米、东西宽536米;中陵园南北长663、东西宽约631米;外陵园南北长1285米、东西宽1038米。内陵园中部现存主陵一座,封土破坏严重,平面、剖面均不规则,底部东西长80米、南北宽63米,高约15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四面各有一条墓道。陵园内发现 “甲”字形大墓一座,位于主陵北侧,无封土,坐西面东,通长94米。钻探发现陪葬坑6座,建筑遗址5处,祭祀坑若干,小型墓葬数百座。
 
  严家沟战国秦陵区位于汉成帝延陵东北部,现存两座封土,世传为汉成帝嫔妃班婕妤等的墓葬。勘探发现双重陵园。陵园整体呈南北长方形,内陵园南北长473、东西宽236.5米。外陵园保存状况较差,复原南北长1043米、东西宽526米。陵园内现存两座封土,南封土破坏严重,仅余高4~5米的平台,东西长123米、南北宽约90米。北封土呈“覆斗形”,边长73~79米,高约15米。勘探发现两座墓葬均为“亞”字形。陵园共发现陪葬坑12座,建筑遗址一处,小型墓葬发现300余座。
 
  秦平阳陵区、咸阳陵区加上此前发现、发掘过的甘肃礼县大堡子西垂陵区、陕西凤翔雍城陵区、陕西临潼芷阳陵区(秦东陵)、陕西长安杜东陵区(神禾塬秦陵)、陕西临潼骊山陵区(秦始皇陵)以及陕西西安韩森寨陵区(韩森寨秦陵),数十年考古工作发现了秦人西垂、衙、平阳、雍、栎阳、咸阳、芷阳、杜东、韩森寨、骊山十个陵区中的八座,这些陵区的发现和研究使原本了无踪迹、散见于历史文献只言片语中的一座座秦人陵区逐渐清晰、凸显,连缀成一条基本完整的、从方国陵园到王国陵园、再到帝国陵园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梁云  焦南峰)
 
文物保护
 
  早期秦文化项目中文物保护工作主要围绕马家塬战国墓地的保护工作开展,有现场保护和实验室保护修复两部分,本着最大限度提取文物赋存信息、有效保护好各类材质文物、抑制文物病害发生、完成出土文物由埋藏环境到保存环境平稳过渡的目标,重点开展了现场环境调查,文物提取、现场稳定性保护,提取物的实验室微观发掘和实验室内的保护修复等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包括:
 
  周边环境、出土文物状况的科学调查
 
  根据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的实际状况、和所属文物材质病害的具体特点,重点开展了考古现场出土文物保存状况、遗迹遗物病害调查、土壤土质检测、有害气体、粉尘、紫外光照及温湿度的分析检测,得到了该墓地土壤偏碱性、回填土中腐殖质含量较高、土壤中所含有多种可溶性盐类的情况,以及环境气体中各自有害物质的状况等等信息;通过病害调查对髹漆车木胎土质化状酥松,开裂状况,彩绘髹漆层皱缩、起翘、开裂、脱落程度,镂空青铜饰的腐蚀,以及虫害、微生物、低等植物等各类文物病害有了准确的认识,上述基本状况的掌握,为出土文物的保护及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现场保护措施
 
  考古现场保护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其一是现场保护介入的“及时性”和保护方法选择的“合理性”。“及时性”是指在文物出土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控制其因环境骤变而产生的各种形式劣变的发生;而“合理性”指的是根据文物自身情况,采取相适应的技术保护措施,保障出土文物的完整、安全和考古资料的完整。在马家塬现场车辆表面髹漆彩绘、车辆土质化形成遗迹的及时加固保护;车辆、棺木在采取临时性加固、稳定措施基础上,整体套箱提取的方法保留了许多结构复杂、遗迹关系难辨文物的整体性,完成由考古现场向实验室的安全过渡,为遗迹信息得到有效提取和记录奠定基础。
 
  实验室微观发掘
 
  以马家塬墓地M4棺木室内发掘、清理保护为代表的实验室微观发掘工作,主要围绕考古学研究中同等条件下获取最大信息量的目标,借助的现代科技手段,为完整的复原和保留了整体的排列组合和结构关系,对葬俗葬制研究保留了直接证据。如:包括前期X光超声波探伤的整体调查研究,初步对棺木内部随葬品的布局、排列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在手工制图、照相的基础上,引入三维扫描技术,逐层记录、后期合成等,准确勾勒出整体的原始埋藏情况。采取多光谱技术手段对文物遗迹、遗痕进行辅助判断和提取等等,都达到了上述目的。
 
  出土文物的实验室保护修复
 
  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文物装饰材质的选择和工艺,如贴(包)金铁器等,受埋藏环境因素影响,矿化及锈蚀情况严重。为有效保护实现长期保存和展示利用的目的,在前期调查、取样检测的前提下,遵循文物保护原则、按照规范的修复操作流程,对出土文物进行了科学的保护修复,取得了明显效果。
 
  早期秦文化项目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更多地体现在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上,既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采取不同方法、实现共同目标的探索。(赵西晨)
 
  多学科研究
 
  十年来,早期秦文化项目有意识地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在田野考古信息获取、出土文物的检测分析、文物保护和实验考古研究等各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也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遗址和遗物的空间信息提取成果值得肯定。早期秦文化项目根据马家塬墓地田野考古发掘和室内考古清理工作过程中的不同情况,综合运用电子全站仪、高精度GPS定位仪、三维激光扫描仪和高清照相等多种现代测绘技术,对已清理的遗迹、遗物的空间位置进行详细记录,开发了发掘现场虚拟展示系统;利用X光照相等技术对未清理部分的随葬品种类、数量和位置信息进行预判,以指导进一步清理方法。在精细解剖发掘过程中,利用这种记录与探测方法,初步清晰地揭示了棺木内墓主、装饰品之间的位置关系,也解析了车舆各部件的尺寸、结构,并进行了详细记录,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考古信息,提高了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的科技水平。
 
  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成果显著。早期秦文化项目综合利用多种现代分析手段,对出土考古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最大限度提取其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深入开展考古学与文物保护研究创造了条件。年代学方面,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后期资料整理中,对获取的木炭、骨骼、种子等样品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确定早期秦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大量数据。秦人人种和来源方面,以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出土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秦人和戎人的人骨为对象,开展了人种学的观察与测量和病理分析,为正确认识秦人东迁前后的经济生活提供了科学资料。动植物遗存研究方面,通过古代动植物遗存数量和种属判定、动植物遗存的形态与分布,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的同位素比值分析,对秦人和戎人的经济生活和食物结构进行了分析,为讨论当时人与环境、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态关系和经济意义,研究人类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提供了有效信息。金属器、陶器和料器的制作工艺与成分分析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如礼县大堡子山、清水刘坪、张家川马家塬和秦安王洼等遗址和墓地出土金银铜铁铅锡器的制作技术及镀锡工艺的研究,金属器和料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以及汉蓝汉紫料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等等,既揭示了这些文物的制作技术,又为研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与文明进展的关系、东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最大亮点在于马家塬墓地出土车舆的复原工作。本项目系统梳理了古代车舆的文献及实物资料,开展了车舆制作的传统工艺调查,并对马家塬墓地出土车舆的制作和装饰材料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与具有精湛手艺和丰富经验的木作和金银细作等方面专家合作,共同开展了关于木质车舆、金银锡片饰、嵌金银铁饰件、髹漆、汉蓝、汉紫以及铅白料珠的实验考古研究,最终基本实现了原材料和原工艺的车辆实物复原;又与力学和工业设计专家合作,对马家塬墓地出土车舆进行了数字复原,并对马车的力学性能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此同时,还利用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的材料与造型,着手开发了文化创意产品。
 
  早期秦文化研究中利用多学科最新技术获取更多文物信息,复原古代社会工艺技术的发展状况,促进了学科融合,所形成的发掘、保护、实验室检测和展览展示等协同研究的工作方法,对于推动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具有实践意义。(陈建立)
 
发掘报告和论文
 
  西汉水流域、牛头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简报已分别发表在相关考古杂志上,《甘肃礼县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也已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大堡子山遗址和马家塬遗址的发掘简报发表在《考古》和《文物》两大核心刊物;西山、李崖、毛家坪遗址在相关报纸、杂志发表了简要介绍,详细的简报和报告整理已接近尾声。除了考古资料的客观刊布,相关研究也在同步进行当中。课题组成员发表在相关考古杂志上的研究文章60余篇。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还特别关注队伍的建设和梯队的培养。通过参与早期秦文化项目已经培养出了考古领队近10名,完成博、硕士论文近20篇。
 
思考与展望
 
  早期秦文化项目启动以来,除了考古新发现,在学术认识上也获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关于秦人早期都邑和县治。大堡子山遗址的繁荣期在春秋早期,城墙、大型基址、大墓均属于这个时期,没有发掘到西周时期遗存,该遗址的年代、性质与《秦记》记载的秦宪公所居“西新邑”吻合。至于大骆故地、亦即秦人在甘肃东部最早的都邑“西犬丘”,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在礼县西山遗址虽然发掘到西周晚期的铜礼器墓、建筑基址,但未见西周中期的遗存,与文献中“西犬丘”从西周中期沿用到晚期的情况不合,遗址的面积也不够。现在看来,大堡子山东南、西汉水南岸的圆顶山(赵坪)遗址值得重视。李崖遗址秦文化遗存主要属西周中期,作为非子封地“秦邑”的可能性较大。位于汧、渭交汇处东夹角的陈家崖(或魏家崖)遗址规模较大,有高等级铜器墓、铸铜陶范,应是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毛家坪遗址的繁荣期在春秋中晚期,应与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所设“冀县”有关。
 
  关于秦人的族源。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长期争论,即“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秦人应属东方民族,与殷商关系密切,或可说是广义上殷遗民的一支。比如秦墓中殉人、腰坑、殉狗习俗,车马埋葬特点,以及商式风格陶器,均显示秦人不是陇右的土著,而是来自东方。
 
  嬴秦西迁的年代及西迁前的居住地。学术界目前有三说,即商代晚期自关中西迁说,西周早期自山东西迁说,西周中期自山西西迁说。目前在甘肃东部尚未发掘到年代明确属于西周早期及其之前的秦文化遗存,再结合《史记?秦本纪》中秦、赵共祖的记载,最后一说有较大合理性,但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以求得验证。
 
  秦与西戎的关系。西周时期,秦与西戎既有对峙、战争,也有和平共处、联姻。春秋时期,秦“称霸西戎”,在秦人的居址及墓葬中出现大量西戎文化因素,如甘谷毛家坪遗址。战国时期,秦的西北边境还活跃着一些戎人部族,他们占据丝绸之路要道,擅长东西方贸易,从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如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就是这类人的遗留。
 
  可以说,经过十年工作,我们对早期秦文化的年代、特征、分布、都邑等方面的认识,与以往相比有了巨大改进。但学术探索永无止境,依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在都邑方面,文献中“西犬丘”的地望及对应遗址至今没有得到确认。在文化序列方面,李崖遗址和其他地点秦文化的陶器风格差异较大,它们之间关系如何?需要进一步探讨。在秦、戎关系上,如果说陇右寺洼文化的族属就是西周时与秦人时战时和的西戎,该类文化的遗址我们至今还没有发掘一处。因此,还需要统筹规划,通力合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以期把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将来的工作大致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早期秦文化的年代从西周延至春秋,分布范围包括甘肃东部和关中西部。甘肃东部的田野工作应将重点转移至礼县,主要目标是寻找文献中“西犬丘”。关中西部的田野工作应将重点放在对“汧渭之会”、“平阳”等都邑的探索,并适当参与雍城及其周边的考古工作。
 
  2. 如果说秦人本是东方民族,后来才西迁至甘肃,那么就需要寻找秦人西迁之前的文化和居地。可以启动对相关省份(如陕西、山东、山西)相关地区的调查。
 
  3. 加强对陇山东西两侧西戎文化的研究。该地区西周时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东周时文化格局大变,有杨郎类型、马家塬、“毛家坪B组遗存”。只有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搞清不同时期各支文化的年代、分布及中心,并厘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4. 加强多学科合作,从多角度、多个侧面探索早期秦人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交流。包括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秦人的体质特征及族群形成,从骨化学的角度探讨秦人的食谱结构及生活习性,从冶金史的角度探讨秦人与中原及西方的文化交流等等。
 
  相信再经十年耕耘,早期秦文化的探索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果。(梁 云)
 
(《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5日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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