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扬州建城2500 年,2015 年10 月23日至24 日,由扬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扬州会议中心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北京、重庆、江苏、西藏、贵州、福建、浙江、陕西、黑龙江、宁夏、河北、辽宁,开封、洛阳、西安、徐州、扬州等省市的考古文博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
    
  主题发言阶段,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对扬州城在中国城市考古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寻找真实客观的历史,不能仅依靠都城的资料,发掘研究都城之外的遗址势在必行;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在中国城市考古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的成立,把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扬州城考古推动了中国城市考古学的发展,堪称城市考古的一个成功范例。北京大学杭侃教授带来了中国古代城墙修筑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构成要素之一,并从夯筑技术的发展、南北方差异、火器出现以后筑城技术新变化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南京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林留根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泗州城考古发掘与研究,泗州城是州城级别中保存较完好的城址,对研究同类城址的规制有重要意义。扬州市文物局顾风研究员对扬州唐城论争进行了重新思考,扬州唐代城池不同时期的四至范围是一个客观存在,需要具备动态、而非静止的思考意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束家平研究员介绍了宋代秦咏及其夫人墓志,指出该墓志的出土将秦观家族的家谱上溯到了高祖辈,对确认秦氏祖莹所在提供了难得的佐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汪勃详细汇报了扬州城遗址1999~2015 年的发掘研究工作,对扬州城遗址的范围及两重城、唐罗城的修建及其沿革、唐宋扬州城城门的特点、宋堡城和宝祐城的沿革、蜀岗古代城址水系和道路网的探讨与探寻等问题有所归纳,并就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略作思考。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扬州城遗址相关研究为主,兼涉秦汉至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研究议题涉及范围大、时间长。大会发言或论文共有43 篇,综述如下:
    
  一、扬州城遗址相关考古发掘与研究邗城和广陵城相关研究
    
  蒋忠义《邗沟大王庙与扬州城》根据调查和相关文献,推测邗城位于蜀岗东侧的沈家山一代。邹厚本《扬州春秋邗城相关问题的讨论》则依
 
  据已发现春秋古城址的规律,结合既有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推测邗城在蜀岗现存城址的东南角。贺云翱《汉代“广陵文化圈”》论述提出了广陵城文化圈的概念,汉之广陵为其核心。李银德《关于广陵“中殿石”的再探讨》研究了广陵“中殿石”相关问题,指出中殿石更可能与甘泉山墓葬有关。
 
  隋唐宋扬州城相关研究
    
  刘勤、夏晶、曹骏《仪征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发现与扬州城筑城关系》介绍了仪征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砖瓦窑址,探讨了其与扬州城筑城的关系。王小迎《两宋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分析了两宋时期城壕及相关设施产生、发展、演变的原因。刘涛《宋代扬州的城防》阐述了两宋时期扬州区位地理位置的变迁以及扬州城城防系统的形成过程、城防设施的名称等。郭晓涛《扬州城出土宋代千字文铭文砖的初步研究》指出扬州城遗址出土的“×甲”类铭文砖的“×”应是用以编目的千字文文字,其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北宋末年修缮扬州城有关。龚国强《唐扬州城佛寺刍议》认为唐扬州城既是享有盛名的唐朝商贸中心,也是唐朝东南地区的佛教传播中心,对周边州县及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具有影响。李裕群《隋炀帝与神通、灵岩诸寺》指出神通寺四门塔的建造和灵岩寺积翠证明龛的开凿,应与隋炀帝家族有关。何岁利《唐代长安城与扬州商业遗址的考古学观察》提出大约在8 世纪末到9 世纪初叶,开放式的民商错居的十里长街已经形成,夜市也随之兴起,坊市制度在这里取得突破。
    
  与扬州城相关的物质文化、经济发展霍宏伟《扬州汉墓出土特种工艺镜管窥》探讨了扬州汉代特种工艺镜在中国镜鉴史上的意义,其上承战国,下启唐代。王睿《从扬州城遗址出土陶瓷器看其历史变迁》指出扬州城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多为南方窑口,扬州在唐代是陶瓷集散地和海外贸易港口,在宋代与周边地区陶瓷贸易仍在持续并有所扩大。徐仁雨《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研究》,专题研究了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李君、武夏《江苏省出土的隋唐五代瓷器研究》以扬州城遗址出土陶瓷器为主要材料,结合墓葬将江苏省出土隋唐五代瓷器分为五期。王子尧《髹漆成器巧夺天工——扬州城与扬州漆器》,归纳梳理了扬州汉、唐、清时期漆器情况。张敏《从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北宋扬州社会经济文化》拟通过考古材料构建一个北宋早期扬州的社会生活、文化面貌。王茂华、王嘉川、张金花《古代扬州城市经济生活特殊形态考察——明清扬州夜市考析》,认为扬州夜市兴盛依附于城市发达与否。汪杏莉《徽州盐商是清代扬州城市繁荣的主要力量》分析相关史料,指出徽州盐商是清代扬州城市繁荣的主要力量。
 
  扬州发现墓葬、水系及其他
    
  秦宗林《扬州汉墓略述》将扬州汉墓分为诸侯王墓、列侯墓、贵族墓等级别并分析了各自特点。刘刚《扬州五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以典型纪年墓为中心》指出扬州五代墓葬地域性鲜明,其丧葬习俗在唐、宋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武廷海、王学荣《扬州水道与城市规划建设新探》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与遥感图像,从江岸、运河、五塘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梳理了扬州的水系变迁。余国江《安藤更生及其扬州城研究》,探讨了安藤更生的《唐宋时期扬州城之研究》。李志荣《作为考古调查记录方法的数字化技术》提出在数字化技术条件下,考古记录可以成为抢救保护文物、遗产信息的手段。
    
  二、秦汉至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
     
  隋唐宋时期中原城址的相关研究
     
  陈良伟《隋唐东都宫院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概括出宫院有五大建筑单元、庑殿式建筑、品字形结构和五条轴线等四个特点。韩建华《北宋西京宫城五凤楼研究》指出该五凤楼是中国古代城门形制演变中的重要节点,对北宋东京开封皇城宣德门及金中都、元大都直至明清北京城的午门形制均有影响。刘春迎、葛奇峰《东京城新郑门遗址考古发掘中的城摞城现象初探》得出其具有三不变的特色,即城市核心区自唐以降未有变化,城市中轴线自唐以后未有位移,城市框架自唐以来未有改变。对中原城址中某类遗址的个案研究,有张全民《隋唐长安城水井考古收获》和赵晓军、史家珍的《从宁人坊考古看隋唐洛阳里坊的形态结构》以及李春林的《唐长安城禁苑考古初探》。
    
  宋辽金元明时期城址、墓葬的相关发掘与研究董新林、汪盈《辽上京城址布局沿革的考古新探索》介绍了如何带着对布局和沿革的思考进行发掘、再回到思考的过程,根据发掘结果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范围和历史沿革。冯恩学《春捺钵遗址群小城》认为“乾安春捺钵遗址群”,确为辽代春捺钵遗址。魏坚、周雪乔《汪古部“按打堡子”及诸城址考辩》介绍了金界壕东西两侧城址发掘和调查的基本情况,指出城址相对于界壕的方位是判断城址时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王子奇《河北省定兴县城址调查札记》认为定兴县四门十字街式格局始建于金代,此种格局从隋唐以来普遍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平原地带流行,宋金元明时期保持了这一趋势。李飞、周必素《海龙囤:考古学视野下的土司遗产》介绍了海龙囤遗址发掘的收获和重要意义。刘毅《辽夏金陵墓新因素及影响》指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序列而言,绝不是简单的汉-唐-宋-明等中原“正统”王朝简单的直线式传递,契丹、党项(羌)、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帝王陵墓制度的最后定型也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彭善国《吉林省前郭塔虎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介绍了城址发掘情况及遗迹、遗物研究情况。
 
  城市建设与规划历史的研究
    
  徐龙国《中国早期城邑与方国的思考——以汉水流域为中心》选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西周时期的汉水流域为代表,对城邑发展的内在动因予以揭示,并试图对夏商西周城少邑多的状况作合理的解释。刘瑞的《从三渭桥的考古发现谈唐长安城北侧的交通网络》,初步复原探索对长安城北路网。王三营、葛奇峰《中国古代瓮城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瓮城起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发展完善于宋元时期,盛行于明清。张建锋《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城市水门的起源及初步发展》考察了水门的起源及初步发展,分析了其性质和功能。张春长《元中都建筑构件与<营造法式>》指出元中都建筑构件的特征,可与《营造法式》相印证。郑嘉励《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长安闸坝》根据实际调查和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记长安闸坝,推知北宋时期此地闸坝上下航运中分别在两条不同的航道上进行。
     
  本次会议,是又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代表发言积极踊跃,交流充分,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扬州城考古发掘与研究,推动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睿 汪勃 王小迎 郭菁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6日第6版)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8-2014

Powered by PageAdmin 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