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5-9-16 22:25:32  来源：“现代艺术档案CMAA”微信  浏览量：36  【字体：大 中 小】

　　第四届墓葬美术会议于今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正式拉开帷幕，第一天已完成三个专场的讨论：结构与方法、中外陵墓研究、汉代墓葬的建筑与图像。共有八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以下为会议首日回顾。

　　首先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蒋人和（Katherine Tsiang）教授主持开幕式。巫鸿教授致开幕辞，回顾墓葬美术会议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的八年历程，说道：“在中国，这样的坚持不容易。”协办会议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社长黄啸带来刚刚出版的上一届会议文集《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并上台致辞。

　　第一场　“结构和方法”　主持人：广州美院教授李清泉。

　　第一场第一个报告，“关于墓葬问题研究的框架结构”，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朱青生教授带领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进行。墓葬美术作为一个专门的项目，在巫鸿先生和郑岩先生的推进之下，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很早就参与其中，对“墓葬美术研究的结构”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索，即墓葬美术是否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如果可以，它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何在？

　　第一场第二个报告，“墓室的建筑空间：从视觉性的‘像’到物质性的‘想象’”，由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林伟正教授进行。林伟正教授对墓葬建筑进行了讲述。墓葬建筑严格来说应包括两个部分：建筑结构和该结构所建构的地下空间。但就空间的营造而言，不同于地上建筑，墓室建筑空间是由实际建筑结构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形成的，尤其是作为两者交界的墙面，通过壁画（或其他类似的方式，例如浮雕）创造墙内外的空间。

　　第一场第三个报告“技术美术史视野下的中古墓葬陶俑”，由广州美术学院王玉冬进行。墓葬美术史不仅可以研究墓葬美术的“可视性”，也可以研究它的“不可视过程”，也就是它的材料与制作法。可能只有研究了后者，我们才能真正复原古代墓葬美术实际制作者的图画思维。这种思维可能是有别于同时期佛教艺术制作思维模式的一种思维。
 

　　第二场　“中外陵墓研究”　主持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倪克鲁（Lukas Nickel）教授。

　　第二场第一个报告“托勒密埃及神庙与陵墓的趋同”，由北京大学历史系颜海英进行。从新王国后期开始，埃及宗教领域出现了日神与冥神崇拜融合的倾向，神庙与陵墓也在结构和功能上逐渐趋同，到托勒密时期达到极致。陵墓神庙化体现了从生死对立到生死互补与转换的观念转变，神庙陵墓化则是古埃及人在外族统治下以满载铭文的神庙建筑来保存文化记忆的悲壮之举。

　　第二场第二个报告“战国中山王墓研究：一种艺术史的视角”，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莫阳进行。中山是战国时期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中山国的文化面貌及其华夏化的过程是战国时期历史文化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上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发掘的灵寿城两处大墓，不仅弥补了古代史籍记载的不足，还为研究中山国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第三场　“汉代墓葬的建筑与图像”　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朱青生教授。

　　第一个报告“关于汉代砖室墓营造的几点问题”，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倪克鲁进行。陶制建筑材料在中国的使用有很长的历史。用耐火黏土烧制的地砖、顶瓦和输水管道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且在青铜时代得到广泛利用。直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这些材料还只是用于表面的防护，而非砌筑墙或墓顶这样的支撑结构。自秦代开始，中国工匠才逐步采用砖来搭建结构部件。

　　第三场第二个报告“渠县汉阙的初步调查”，由四川美术学院秦臻进行。本次对渠县汉阙的调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和新的认识，不但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和准确的形相材料，也为汉晋时期陵墓空间布局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三场第三个报告“《汉画总录·南阳卷》未发材料和未来处理方案”，由《汉画总录》编辑部进行，徐呈瑞代表发言。本场报告进行前，首先举行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向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捐赠《汉画总录·南阳卷》（20卷）的仪式。《汉画总录·南阳卷》已经完成出版工作，全书共20卷（为《汉画总录》的11—30卷），收录南阳汉画馆所藏1000余块画像石，画面图像共计2523幅，还收录了孙文青早期著录的原石散佚而仅存图像的画像石55件。报告对该书所未发表的材料作了介绍，同时对未来的处理方案进行了说明。巫鸿教授代表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接受北大汉画研究所馈赠的《汉画总录·南阳卷》，表示：“不仅我们感谢，整个学界都应该感谢你们，功德无量！”

　　第四届墓葬美术会议于前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会议第二天进行了三场报告，上午报告题目：第四场“六朝墓葬中的绘画与文字”（包括“六朝墓葬中的反书铭文现象”、“线刻、石材与画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石棺床围屏研究”、“读国博新入藏北朝房形椁札记”）。下午报告题目：第五场“唐代墓葬与绘画史”（包括“唐代的挂画和仿挂画墓葬壁画——兼谈立轴的起源”、“唐代山水画风格与意涵蠡测——以墓葬出土山水图像和山水画诗文为主要依据”），第六场“唐代墓葬与物质文化”（包括“媒材的竞争：唐三彩与唐代墓葬制度”、“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语言与意象”）。

　　第四场　“六朝墓葬中的绘画与文字”　主持人：李星明教授

　　第四场第一个报告“六朝墓葬中的反书铭文现象”，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进行。南京附近的六朝帝陵神道石刻中常见一种字体反转的铭文，往往与内容相同的正书铭文一起，对称铭刻于神道两侧的石柱上，文字内容如墓碑首题一样，具有明确的标识性。

　　第四场第二个报告“线刻、石材与画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石棺床围屏研究”，由芝加哥大学徐津进行。北朝石葬具是研究中国南北朝文化的重要物质材料，随着近几十年考古材料的丰富，形式题材多样的北朝石葬具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石葬具的风格和图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人们对石葬具的材质和技法却缺乏深入的探讨。

　　第四场第三个报告“读国博新入藏北朝房形椁札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孙博进行。2012年3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国家文物局在深圳接受了日本收藏家崛内纪良先生捐赠的一件北朝石椁。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初步判定其为北朝粟特石椁。当即决定调拨国家博物馆。2014年，该石椁进入国博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同年年底，石椁各面线刻照片及拓片完整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崛内纪良先生是瑞士西那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亦为日本MIHO博物馆收购文物的重要中间商。至于石椁从非法盗掘到日本藏家手中的易手过程，无从得知。

　　第五场　“唐代墓葬与绘画史”　主持人：李梅田教授

　　第五场第一个报告“唐代的挂画和仿挂画墓葬壁画——兼谈立轴的起源”，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巫鸿教授进行。唐墓壁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建立特定画面与实际生活中的屏风画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要探讨这些“屏风壁画”的内容、风格和所营造的墓室空间，另一方面要在墓葬美术和绘画史这两个领域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第五场第二个报告“唐代山水画风格与意涵蠡测——以墓葬出土山水图像和山水画诗文为主要依据”，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进行。晚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中讲到，山水画经过魏晋的发展，到盛唐时期为一关键的转折点，发生了所谓的“山水之变”，但现今已没有可靠的唐代传世山水画作品对其进行验证了。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使我们对盛唐“山水之变”问题和山水画风格的探讨有了些许实据。

　　第六场　“唐代墓葬与物质文化”　主持人：王玉冬教授

　　第六场第一个报告“媒材的竞争：唐三彩与唐代墓葬制度”，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徐胭胭进行。唐三彩是唐墓随葬品中的一类特殊媒材，但并不是用于制作随葬品的唯一媒材。“瓦木”（彩绘陶和木）在墓葬中的竞争由来已久，唐三彩出现之后，也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当有多种媒材及工艺并存时，唐三彩在墓葬中的使用就存在着一个被选择的问题。同时，唐三彩作为随葬品，又只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和地域中流行。

　　第六场第二个报告“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语言与意象”，由中央美术学院郑岩进行。西安市长安区郭新庄唐代韩休夫妇墓内大部分壁画保存完好。据墓志可知，韩休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其夫人柳氏卒于天宝七年（748年）。郑岩对其东壁壁画乐舞图谈了一些看法。该图占据了东壁整个壁面，高约200厘米，宽约400厘米，描绘了树木下胡汉男女乐舞的场景。

　　当天的自由讨论时间，气氛异常热烈。首先由郑岩老师代为展示山西稷山县的一批金代墓葬材料，然后由洛阳古墓博物馆徐婵菲馆长介绍洛阳西汉空心砖墓的新材料。

　　第四届墓葬美术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会议总统筹、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副主任滕宇宁介绍最后一天会议安排。

　　第七场　“宋元墓葬美术与观念”　主持人：林伟正教授

　　第七场第一个报告“墓葬与死者之间——叩问壶关上好牢1号墓的话语逻辑”，由广州美术学院李清泉进行。墓葬与死者的关系，是墓葬美术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核心的问题。然而，由于考古发现的大量墓葬往往缺少与墓主人身份和生平有关的墓志或题记资料，学者们很难从各种墓葬美术材料当中辨别出与死者及其家庭有关的信息，从而使墓葬美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般文化史和社会生活习俗研究的附庸。

　　第七场第二个报告“死生之间——小议蒙元时期墓室营造中的阴阳互动”，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泉进行。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福寿堂款的书写和预营坟室的修墓题记时有出现；同时，“东仓西库”和“香花供养”等壁面装饰题材也层出不穷。这些题记和图像一并反映出宋元以来“神灵安、子孙盛”的墓葬文化传统，共同构建了一个祈愿“富贵长命”、“福寿永延”的墓室环境。这种通过营坟治葬活动来表达对逝去祖先的祭奉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祖先与子孙、死者与生者以墓葬为媒介所进行的“互酬性”沟通：孝子贤孙预营寿坟来祈愿墓主富贵寿考，又借由为死去祖先营造永久供奉的乐安之堂，冀求祖先对家族在世子孙“福寿延长”的庇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