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考古的饕餮盛宴——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发布时间：2015-1-10 19:27:07  作者：李来玉  来源：中国考古网  浏览量：320  【字体：大 中 小】

　　丝绸之路开通前是否存在着一条“玉石之路”？远在云南，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是否与北方存在交流？地处西藏的偏远地区，高原能否阻挡文化的传播？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到唐厚葬之风再次兴起是如何演变的？叱咤北方草原地区数百年的少数民族有着怎样的渊源？统领一地700余年的土司家族兴衰际遇如何？2014年中国六项重大考古发现为我们管窥这些历史揭开了厚重的帷幕。

　　2015年1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论坛上正式推出了2014年中国六项重大考古发现。

　　一、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

　　填补中国古代玉器原料来源问题的学术空白

　　“玉出昆冈”始于何时？丝绸之路开通前是否存在着一条“玉石之路”？马鬃山玉矿遗址的发现为了解青铜时代至汉代时期西北地区玉器工业提供了线索。其中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多年来的发掘，填补了中国古代玉料开采的众多学术空白：第一次发现作为拣选玉料作坊的半地穴房址，第一次发现玉矿遗址周围存在呈长方形的防御型建筑，第一次发现地面式石围墙作坊，出土大量以透闪石为主的玉器废料、玉料石皮等遗物，为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当时的玉矿布局结构及生产与组织的基本情况，成为目前所见唯一一处由采矿区、选料作坊区及防御型设施区等组成的与玉矿开采相关的聚落。

　　同时，遗址上汉代陶片和骟马文化陶片共存的现象，说明当时该遗址上存在两支人群，这两支人群在当时被视为重要资源的玉矿开采、加工、输出过程中各自居于怎样的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都成为以后工作中需要探索的问题。

　　专家点评：玉器曾在中国文明早期起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南方的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到北方的红山文化都曾出土过大量的玉器，学者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但学术界几乎从未对玉器的产地和开采做过考古学探索，马鬃山玉矿遗址的发现将玉器来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提上了日程。同时，这一玉矿遗址处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上，遗址中揭露出的骟马文化和汉代文化遗存及大量废弃玉料的发现，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可能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条“玉石之路”，这一发现将会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性提供不可或缺的材料。

　　二、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

　　构建洱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要资料

　　1961年墓地曾因出土了迄今保存最好的大型铜棺而名噪一时。2014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干栏式建筑遗迹，这与干栏式房屋造型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同时还清理了6座面积超过15平方米的高规格墓葬，首次发现了云南地区的多人二次合葬墓。发掘出土的280余件（套）各种材质的遗物中，鹰形铜钺、圈足铜杯、铜葫芦及铜杖首等器物最具特色。陶器中的双耳罐和三叉格式铜剑则与北方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说明南、北方文化曾在此有过碰撞和交融。

　　在大波那墓地出土铜棺之后，著名考古学家李昆声先生曾认为该墓地属于“昆明人”，此次大波那墓地的再次发掘对揭开铜棺主人的身份及是否为“昆明人”族属这一谜题、完善本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等具有重要价值。

　　专家点评：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学术空白，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同时也提出了诸多问题，如此次发掘的东、西两区，其中东区为墓葬区，西区为居址区，墓葬区和居址区之间是何关系？大波那墓地出土的不少遗物与周边石棺葬出土的遗物有许多相似的因素，这一墓地和“石棺葬”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另外，该墓地人群的族属同样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天珠的首次考古发现

　　至今仍被藏民视为神圣之物的“天珠”历史有多悠久？如今经考古发掘，我们有了1800年前的实物例证。位于象泉河上游地区，公元2~3世纪前后象雄时期的曲踏墓地发现了一枚宝贵的天珠，这在阿里地区系首次发现。邻近的故如甲木墓地还出土了用于覆面的黄金面具。

　　除了珍贵的遗物，两个墓地最引人注目的是遗物表现出的多种文化因素：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王侯”铭文禽兽纹织锦，被考古学家认为与新疆地区出土的织锦十分相似，推断应为中原制作，并通过新疆流传至此。曲踏墓地出土的木梳、刻纹木牌、方形木盘的形制和材质、木案足部的纹饰及铜铃的制作等都与南疆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玻璃珠则很有可能来自于印度河流域，而带柄铜镜则具有明显的欧亚大陆风格。很明显，在象雄时期，这一地区就与新疆地区，甚至与遥远的中亚和印度地区发生了文化交流。

　　专家点评：这是阿里地区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回顾以往阿里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此次考古发掘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被藏族视为神圣之物的“天珠”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其次，曲踏墓地的墓葬形制，与阿里地区看到的窑洞式建筑十分相似，表明这些墓室很大程度上是仿造生前所居住的窑洞而造的。第三，两个墓地的发现对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义。第四，此次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将为陶器制作技术、使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最后，墓地的发现，为我们下一步寻找居住址提供了契机。

　　四、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木结构建筑壁画在同时期墓葬中的首次发现

　　三国时期实行薄葬，至唐朝时期再次流行奢华厚葬，期间墓葬习俗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为我们了解这个重要转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该墓虽屡次被盗，但在墓道东、西、北三壁及墓室残存有大量壁画，墓道两侧的壁画内容基本一致，从上而下一层为流云中的奇禽异兽、龙鹤仙人、雷公风伯等。二层是迄今我国发现最大的狩猎图，近30米长，1.6米宽，是研究北朝生活文化和军事演变轨迹的珍贵考古资料。三、四层是仪卫出行图，图中首次发现胡人形象，对研究北朝胡人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最新资料。壁画题材丰富，囊括天、地、人三大主题，包含人世间的基本生活内容，展示出一种多元素、多风格的融合之态。

　　位于甬道上方的木结构建筑壁画，首次用绘画的形式展现了北朝建筑的细节，如复杂的斗拱、瓦钉的构建等，为我们研究唐代之前的木构建筑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同时，用土坯砌筑墓道墙，在甬道上方修建门墙的做法及墓室部分壁画残片有贴金的现象都是这座墓葬的独特之处，也表明了墓主人身份的不同寻常。

　　专家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从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到唐厚葬之风再次兴起的重要转变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埋葬习俗和制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同时，至少是王侯级别的墓葬规模，壁画展示出的高超绘画水平，都将会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深入探讨的空间。
 

　　五、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

　　为探寻蒙古族源找到了最新考古实证线索

　　岗嘎墓地是呼伦贝尔草原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已清理16座墓葬，通过目前的考古工作，可以看出该墓地埋葬习俗特色鲜明：墓葬多有木质葬具，且以独木棺数量最多，与文献记载中蒙古皇族使用“独木棺”的传统相符合。出土遗物中有具有古代游牧民族特色的桦树皮弓、箭囊、铁镞等武器或工具及马镫、马衔等马具。墓主人颈下发现玛瑙珠的现象与《北史•室韦传》中“素爱赤珠”的记载相吻合。

　　考古学者初步认为岗嘎墓群应属于公元8～10世纪室韦人遗存。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知岗嘎墓地古代居民颅型与现代分布在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这一发现为学术界打开了从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研究蒙古族源的广阔视野，成为深入推进蒙古族源研究的关键所在。

　　专家点评：通过历史文献我们可知，从北朝至隋唐时期，在呼伦贝尔草原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对此并不了解。此次岗嘎墓地的发掘，是从考古学角度为追寻蒙古早期遗存，填补蒙古汗国之前的历史空白，理清从东胡到鲜卑、契丹再到蒙兀室韦的关系所做出的重要突破。

　　六、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目前唯一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

　　唐朝时期平南诏，杨氏开始入主播州，从唐朝至明末，杨氏统领播州700余年。数世纪间，杨氏家族经历了怎样的起落沉浮？考古发现了3座杨氏墓葬。根据墓志，可以确定M3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夫妇墓，M2为第21世即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杨铿夫妇墓，M1为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杨烈夫妇墓。

　　M1和M2早年曾遭盗掘，仅残存少量随葬品。M3是目前贵州已发掘的唯一一座未经盗扰的杨氏墓葬，也是目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唯一的土坑木椁墓。该墓葬出土了螭兽金杯、金盘、金瓶、金碗、金匙、金柄环首刀、象纽银执壶、狮纽银执壶、银温碗、双鱼银洗等32件金银器，为宋代金银器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可明确断代的资料。

　　三座墓葬身份确定、世系明确，进一步充实了杨氏土司墓葬世系，也纠正了前人关于杨价墓在“桐梓葫芦坝”的错误判断。对于从考古学角度阐述和研究播州历史，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专家点评：从汉晋以后开始，西南地区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着当地土官或土司发生。中央政权的很多政策也是通过这些土官或土司来贯彻执行。过去，学术界对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研究和重视程度不够。此次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的发掘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打开了局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第一，目前发现的9座杨氏土司家族墓均不在遵义城，而是分散的分布在城周围庄园内，这样的布局是否有什么含义？第二，目前发现的9座墓均为杨氏土司与其夫人合葬墓，周围无其他家族成员墓，这一特征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探讨；第三，这一墓地三座墓葬之间既不是按昭穆制度排列，也不是按世系排列，墓主相互之间总相隔若干代，这又是为何？第四，目前发现的杨氏土司墓皆为石椁墓，唯独杨价墓为木椁墓，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

　　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亮点颇多，总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边疆考古成绩突出。此次入选的六项考古新发现，边疆地区的考古发掘成为重点，从广袤的北部草原至崎岖的西南地区均有新突破和新成就。第二，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并重。现场文物保护成为考古发掘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边保护，一边发掘的工作模式。第三，多学科合作研究开展的更加广泛、深入。体质人类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学及现代影像技术等多学科手段参与考古发掘逐渐成为常态。第四，公众考古逐到考古发掘过程中，使公众对考古有了更直观、更形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