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未：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

发布时间：2021年3月12日    信息来源：纸上考古

 

刘 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北宋是海外陶瓷贸易相对平缓的一段时期，但贸易活动并未中断。北宋早中期，贸易陶瓷在五代宋初基础上渐进发展，越窑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组合。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闽广地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迅速兴起并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福州窑场主要面向日本。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崛起，潮州、漳州产品亦见于日本。此时，东西方贸易陶瓷品类组合都趋于复杂化。

 

关键词：北宋 贸易陶瓷 陶瓷之路

 

 

* 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3期，作者及编辑部授权“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刊发，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 一、引 言

 

中国唐宋元明时期海外贸易陶瓷的研究虽然很早就随着北非、西亚的埃及福斯塔特（Fustat）^[1]、伊拉克萨马拉（Samarra）^[2]、伊朗尸罗夫（Siraf）^[3]等遗址及东南亚砂拉越^[4]、菲律宾^[5]等地遗址的调查发掘逐渐开展起来，并因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陶瓷之路”^[6]概念的提出而广为人知，但很多突破性的认识则是近二十多年伴随着黑石号（Belitung）^[7]、井里汶（Ceribon）^[8]、华光礁一号^[9]、南海一号^[10]等东南亚地区及中国东南沿海沉船的发现才得以有所突破。然而，沉船所见陶瓷货物之丰富，也使得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研究多将视野聚焦于与之相对应的“高峰”时段^[11]，而对其间的“低谷”时段关注不够，从而限制了对陶瓷外销发展过程的动态把握。目前，借助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沉船资料，已经可以了解贸易陶瓷组合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以及从北宋晚期至元代晚期的变迁历程^[12]。北宋早期的代表是井里汶沉船，以浙江越窑青釉瓷为主体，兼有少量皖南窑场白釉瓷和北方窑场白釉瓷。其中越窑器物有“戊辰徐记烧”题记，此处“戊辰”即北宋开宝元年（968）。在此之后的11世纪，几乎是沉船的空白期。再度出现陶瓷器比较丰富的沉船，已经是两宋之际的鳄鱼岛（Pulau Buaya）沉船^[13]，出水器物至少包含了江西景德镇窑，广东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广西藤县中和窑及福建漳平永福窑、漳浦罗宛井窑、德化窑等窑场青白釉瓷，浙江龙泉窑或福建松溪回场窑青釉瓷，广东佛山奇石窑及福建晋江磁灶窑酱釉陶等^[14]。显而易见，一百多年间隔的两艘沉船所见陶瓷器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中间的陶瓷生产与外销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便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 二、阿莱皮蒂遗址的启示

 

为了探讨作为“低谷”时段的北宋海外陶瓷贸易状况，需要再度把目光从沉船转回到遗址上来。原因在于，遗址贸易陶瓷的共时性虽然不如沉船贸易陶瓷那样强，但在历时性考察方面，前者的连贯性恰好可以对后者的间断性形成有效的补充。所以，沉船的时间空白有望通过遗址予以填补。基于此，有必要对西印度洋、东南亚、东亚地区遗址出土北宋贸易陶瓷做一番鸟瞰式的梳理。在此过程中，一处特殊的遗址率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便是处于东西航路之交的斯里兰卡阿莱皮蒂（Allaippidy）。该遗址位于斯里兰卡北方省贾夫纳县凯茨岛阿莱皮蒂附近沙堤，1977年英国学者约翰 · 卡斯韦尔（John Carswell）试掘（10平方米，6000余片陶瓷）^[15]，2018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队补充发掘（92.4平方米，650余片陶瓷）^[16]。出土器物均破碎，但范围集中，被沙层覆盖，疑似一批弃置船货。所出中国陶瓷制品面貌颇为复杂，经初步辨识，可以大致分为11类（图一，图二）：

 

 

 

图一 阿莱皮蒂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卡斯韦尔发掘品）

1. 青釉 2-4. 青白釉I类 10-11. 青白釉II类  

5/12-15/30. 青白釉IV类 16-18. 青白釉V类

6-9. 青白釉VI类 19-20. 青白釉VII类

21-29. 青灰釉

 

图二 阿莱皮蒂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上海博物馆发掘品）

1. 青釉 2. 青白釉I类 6. 青白釉II类

9. 青白釉III类 5. 青白釉IV类 7-8. 青白釉V类

3-4. 青白釉VI类 10. 青白釉VII类 11-12. 青灰釉

 

（1）青釉瓷：碗碟内底模印缠枝菊纹，内壁模印缠枝忍冬纹，外壁刻划折扇纹。（2）青白釉瓷I类：碗碟圈足较矮，足墙内斜，内壁饰繁缛的蓖划花叶纹，外壁刻划菊瓣纹。（3）青白釉瓷II类：侈口弧腹碟，足墙内斜，内底及内壁刻划草叶纹。（4）青白釉瓷III类：侈口弧腹碟，内底及内壁刻划蓖划花叶纹。（5）青白釉瓷IV类：圈足稍高，内壁可见明显的旋痕，碗的足端裹釉，外壁刻划蕉叶纹或菊瓣纹；碟、杯作花瓣口；执壶肩部刻划菊瓣纹，外壁饰纵向凸弦纹带。（6）青白釉瓷V类：侈口弧腹碗，圈足稍高，内底线划花瓣纹，外壁刻划蕉叶纹。（7）青白釉瓷VI类：侈口弧腹碟，足端斜削，内底刻划折枝花纹。（8）青白釉瓷VII类：唇口斜腹碗，足端斜削，修足粗率。 （9）青灰釉瓷：侈口、唇口弧腹碗碟，修足较工整；侈口深腹碗，圈足较高，外壁刻划菊瓣纹；侈口弧腹盆，假圈足内凹。（10）黑釉瓷：碗和执壶。（11）酱釉陶：盆和四系罐。以上各类陶瓷中，产地最为明确的是青釉瓷和青白釉瓷I类，分别为耀州窑^[17]和景德镇窑产品^[18]。其次，青白釉瓷VII类属闽清义窑^[19]，青灰釉瓷属广州西村窑^[20]或沙边窑，黑釉瓷属广州西村窑或潮州窑^[21]，酱釉陶为佛山奇石窑等广东窑场产品。再次，青白釉瓷II、III类器物特征主要见于广州西村窑产品，青白釉瓷IV类器物特征主要见于潮州窑产品，但部分器型、纹饰也互见于两地，并可追溯到影响其生产的赣州窑^[22]产品中去。而青白釉V、VI类划花器物产地最不明朗，在闽广窑场产品中不乏某方面特征与之相似的例子，但却难以完全匹配。这种“错位”现象可能与年代因素有关。此前关于北宋广东窑场器物的年代认识比较宽泛，难以为遗址出土器物的年代判定提供有效依据。而根据近年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调查收获，可以将阿莱皮蒂遗址所出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的年代精确地推定在北宋中期晚段（约1040—1060），同出耀州窑青釉瓷的年代也符合这一时间范围^[23]。用北宋中期晚段这个时间标尺来衡量青白釉划花器物的生产情况，可以将产品面貌与阿莱皮蒂青白釉V、VI类相近的南安^[24]、漳平^[25]、漳浦^[26]、云霄^[27]、潮州等闽南、粤东窑场作进一步区分。就已发表资料而言，漳州地区的漳平、漳浦、云霄等窑场器物多见高圈足及直边蕉叶纹，年代相对偏晚，主要属于北宋晚期至两宋之际（图三）。而泉州地区的南安等窑场器物多见中圈足及弧边蕉叶纹，年代相对偏早，上限可达北宋中期晚段（图四）。阿莱皮蒂青白釉VI类器物烧成温度较高，器型与纹饰最类南安窑；青白釉V类器物烧成温度偏低，纹饰南安窑多见，但潮州窑也曾见有介绍。因此，将阿莱皮蒂待定产地的青白釉划花器物推断为闽南窑场产品，尤其倾向于南安窑，应该是目前所能得出较为合理的一种推测，但准确的验证仍有待于窑址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图三 漳浦罗宛井窑瓷器

 

图四 南安寮仔窑瓷器

 

以阿莱皮蒂遗址所见贸易陶瓷为线索，可以进一步将国内窑址和海外遗址两类考古材料串联起来，通过细化编年，对北宋陶瓷生产格局和陶瓷外销情况分时段进行共时性考察。由此将引发一系列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闽广地区外销陶瓷窑场如何渐次兴起？南北方各地区窑场在国内外陶瓷贸易中角色如何区分？中国贸易陶瓷在东亚、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流布有何组合差异？

 

 

• 三、海外遗址所见北宋贸易陶瓷

 

为此，下面对海外遗址北宋贸易陶瓷（与五代连续不可分割的北宋初期除外）的情况作一番简要的考察（以有图片资料可供目验年代及产地者为限）。先从西印度洋地区开始，依照自东向西、由北而南的顺序，列举典型遗址如下^[28]：（1）阿曼苏哈尔（Suhar）遗址^[29]，位于阿曼湾西南岸。可见北宋中期早段越窑系青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北宋中期晚段赣州窑青白釉瓷，另有北宋后期广州窑青灰釉褐彩瓷（图五）。

 

图五 苏哈尔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2）也门舍尔迈（Sharma）遗址^[30]，位于亚丁湾北岸席赫尔以东50公里。从北宋中期早段越窑系青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北宋中期晚段闽广窑场青白釉瓷（组合与阿莱皮蒂遗址最为接近），到北宋晚、末期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广州窑青灰釉褐彩瓷、建窑黑釉瓷、广东窑场酱釉陶都有发现（图六，图七）。

 

图六 舍尔迈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北宋中期）

 

图七 舍尔迈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北宋晚期）

 

（3）沙特阿拉伯阿特塔尔（Aththar）遗址^[31]，位于红海东南岸吉赞西北40公里。可见北宋中期早段越窑系青釉瓷、北宋中期晚段广东窑场青白釉瓷。（4）约旦艾拉（Ayla）遗址^[32]，位于红海东北部亚喀巴湾北端。可见北宋中期早段越窑系青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北宋中期晚段闽广窑场青白釉瓷（图八）。

 

图八 艾拉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5）埃及福斯塔特（Fustat）遗址，位于开罗南郊尼罗河东岸。已公布资料中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北宋中期早段越窑系青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图九），也有一些北宋末期景德镇窑青白釉瓷。

 

图九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6）肯尼亚曼达（Manda）遗址^[33]，位于拉穆群岛曼达岛北端。可见北宋中期晚段广东窑场青白釉瓷（图十）。

 

图十 曼达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7）肯尼亚曼布鲁伊（Mambrui）和马林迪（Malindi）遗址^[34]。可见北宋中期晚段耀州窑青釉瓷、广东窑场青白釉瓷，北宋晚期广州窑青灰釉褐彩瓷，北宋晚期至末期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图十一）。

 

 

图十一 曼布鲁伊、马林迪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1-4. 曼布鲁伊出土 5-6. 马林迪出土

（8）科摩罗邓比尼（Dembeni）遗址^[35]，位于马约特岛东海岸。可见北宋早中期越窑系青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图十二）。

 

 

图十二 邓比尼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其他如巴基斯坦班泊尔（Banbhore）^[36]，伊朗尼沙布尔（Nishapur）^[37]、拉易（Rayy）^[38]、卡希尔 · 阿布 · 纳西尔（Qasr-i Abu Nasr）^[39]，阿联酋库什（Kush）^[40]，阿曼拉斯哈德（Ras al-Hadd）^[41]，也门古雷菲卡（Ghulayfiqa）^[42]、舍尔万（Sharwayn）^[43]，肯尼亚上加（Shanga）^[44]，坦桑尼亚基西马尼 · 马菲亚（Kisimani Mafia）^[45]、桑杰 · 雅 · 卡蒂（Sanje ya Kati）^[46]诸遗址所见零星瓷片，面貌也不出上述典型遗址之外。通过对这些西印度洋地区遗址的考察，可以比较明显地将贸易陶瓷组合分为不同阶段：北宋中期早段，越窑系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的组合；北宋中期晚段，越窑系青釉瓷基本退出，出现耀州窑青釉瓷，新加入闽广窑场青白釉瓷、青灰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此时发现最少，但至北宋晚、末期有所增多。再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地发现中国瓷器虽然数量众多，但属于北宋时期且以考古资料形式刊布者少之又少。其中，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洛布图阿（Lobu Tua）^[47]、西帕穆通（Si Pamutung）^[48]两处遗址可见北宋前期器物（图十三），马拉西亚雕门岛（Pulau Tioman）诸遗址^[49]可见北宋后期器物（图十四），器物组合及其变化情况与前述西印度洋地区大体一致。

 

图十三 西帕穆通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图十四 雕门岛遗址出土中国陶瓷

 

最后考察日本，代表性遗址群是位于福冈的鸿胪馆^[50]、博多^[51]、大宰府^[52]。这里贸易陶瓷资料极为丰富，但恰恰缺乏与阿莱皮蒂遗址相对应的北宋中期晚段遗存。如果用平安京遗址材料予以补充，左京三条三坊SD1^[53]此时应已出现闽广窑场青白釉瓷。而在此之前的北宋中期早段，如鸿胪馆遗址群SK01^[54]、SK208^[55]，则为越窑系青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组合（图十五）。在此之后的北宋晚期至末期，如博多遗址群SK0281^[56]，39号井户^[57]、1827号遗构^[58]，以闽清窑和潮州窑青白釉瓷为主，另有少量漳州窑场青白釉瓷、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北方窑场白釉瓷，龙泉窑青釉瓷也于北宋末期出现（图十六）。可见，日本贸易陶瓷组合与东南亚、西印度洋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除了少见北宋中期晚段材料外，主要表现为以北宋晚期至末期闽清窑产品为主，少见广州窑，但潮州窑产品数量相对较多的状况。

 

图十五 鸿胪馆遗址群SK208出土中国陶瓷

 

图十六 博多遗址群39号井户出土中国陶瓷

 

 

• 四、国内沿海遗址所见北宋陶瓷

 

对北宋海外贸易陶瓷概况有所了解之后，作为对比，还应当对国内沿海遗址出土陶瓷情况予以考察，以便对不同窑场在国内外陶瓷贸易中角色如何分配的问题加深认识，在此以上海青龙镇、扬州新华中学、东台辞郎村、广州中山六路四处遗址为例予以说明。上海青龙镇遗址，根据部分刊布资料^[59]及现场观摩所获有限了解，这里北宋中期早段（及稍早）以景德镇窑、繁昌窑青白釉瓷和越窑系青釉瓷为主，中期晚段闽清窑青白釉瓷出现并比例迅速增高，晚期潮州窑青白釉瓷、吉州窑黑釉瓷、赣州窑黑釉瓷仅有极个别发现。除潮州窑偏少之外，其他情况与日本福冈地区所见大体相似，并为该地区北宋中期晚段材料的欠缺提供了补充性的提示。扬州新华中学遗址^[60]，北宋中期晚段主要是类型较为丰富的景德镇窑青白釉瓷，也有少量赣州窑青白釉瓷（图十七）；北宋晚期面貌复杂化，另见定窑、临汝窑、越窑、吉州窑等类器物，闽清窑器物也有发现。东台辞郎村遗址^[61]，位于上海、扬州两地之间，陶瓷面貌就呈现为中间状态，北宋晚期既有青龙镇等沿海遗址多见的闽清窑器物，也有扬州城等内地遗址多见的吉州窑、赣州窑器物（图十八）。广州中山六路遗址^[62]，时代为北宋晚期至末期，瓷器面貌也颇为复杂，除广州窑、潮州窑数量较多之外，周边漳州、广西、赣州、吉州窑场，以及南方景德镇、建窑、北方定窑、耀州等名窑产品均有发现（图十九）。

 

 

图十七 扬州新华中学遗址出土陶瓷

1-8. 景德镇窑 9-10. 赣州窑

 

 

图十八 东台辞郎村遗址出土陶瓷

1-4. 闽清窑 5-6. 赣州窑

7-8. 吉州窑 9-11. 景德镇窑 12. 耀州窑

 

 

图十九 广州中山六路遗址出土陶瓷

1-4. 广州窑 5-6. 潮州窑 7-8. 吉州窑

9. 赣州窑 10-11. 漳平窑 12. 龙泉窑

13. 建窑 14. 定窑 15-16. 藤县窑

17-18. 耀州窑  19-22. 景德镇窑

 

 

通过对以上几处国内沿海遗址的初步考察，一方面印证了海外贸易陶瓷在东西两个方向的组合差异，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不同阶段主内销与主外销窑场之间的角色差异，以及外贸市镇反衬下作为区域中心市场的沿海城市内外销陶瓷汇聚的复杂性。

 

 

 

 

• 五、结 语

 

总之，与晚唐五代和南宋元代相比，北宋确实是海外陶瓷贸易相对平缓的一段时期，处于越窑时代与龙泉窑时代两大高峰之间，但贸易活动并未中断。北宋早中期无论东南亚、西印度洋还是东亚，贸易陶瓷组合都在五代宋初以来的基础上渐进发展。青釉瓷方面仍以越窑为主，只不过越窑系此时在浙江范围内迅速扩张，参与海外贸易的窑场也有所变化。例如，福斯塔特和鸿胪馆遗址所出重莲纹器物特征就更接近东钱湖而非上林湖窑场。青白釉瓷方面，新兴的景德镇窑取代了此前皖南窑场的位置。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伴随着南方地区窑业格局的整体性变化，闽广地区一些以外销为主的窑场，尤其是闽清、南安、潮州、广州诸窑，此时在景德镇、赣州、耀州等窑影响下发展起来，并随即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地位。受地理位置约束，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西印度洋，福州窑场主要面向东亚。北宋晚期，赣州、吉州窑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行销范围较广。但目前来看，更多承担的还是内销角色，在海外遗址发现数量非常有限。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发展至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开始兴起，潮州、漳州器物亦见于日本。此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贸易陶瓷组合都趋于复杂，距离南宋贸易陶瓷空前绝后的产品多元化仅一步之遥。

 

附记：本文由2020年11月20日在上海博物馆主办的“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整理而成，标本观摩及资料收集承易西兵、羊泽林、高伟、王冠宇、丁雨、全凤燕、刘翀、陈国鹏、李孟熹儒等友人提供便利，王建文兄帮助尤多，谨此致谢！

 

 

注释：

[1]［日］小山富士夫：《埃及フォスタット出土の支那陶磁片に就いて》，《考古学雑誌》第29卷第5號，1939年，页279－306。Bo Gyllensvärd,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ostat I”,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45, 1973, pp.91-119. Bo Gyllensvärd,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ostat II”,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47, 1975, pp.93-117. 出光美術館：《陶磁の東西交流—エジプト·フスタート遺跡出土の陶磁—》，出光美術館，1984年。［日］桜井清彦、川床睦夫：《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発掘調査1978〜1985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年。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页79—91。Yuba Tadanori, “Chinese Porcelain from Fustat Based on Research from 1988-2001”,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76, 2011-2012, pp.1-17.

[2] Friedrich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 Band II,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25.

[3] David Whitehouse, “Some Chinese and Islamic Pottery from Sīrāf”, in William Watson ed., Pottery and Metalworking in Tang China: Their Chronology and External Relations,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70, pp.35-40. 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st Finds”, Norman Hammond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73, pp.241-255. M. Tampoe,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Ceramics from Siraf (Persian Gulf), 8th to 15th Centuries A.D., BAR Inernational Series 555, 1989.

[4] Carla Zainie & Tom Harrison, “Early Chinese Stonewares Excavated in Sarawak 1947 to 1967: A Suggested First Basic Classification”,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15, Nos.30-31, 1967, pp.30-90. Eine Moore, “A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of Stonewares of Martabani Type”,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18, Nos.36-37, 1970, pp.1-78. Lucas Chin, “Trade Pottery Discovered in Sarawak from 1948 to 1976”,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25, No.46, 1977, pp.1-7.

[5] John M. Addis, “The Dating of Chinese Porcelain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A Historical Retrospect”, Philippine Studies, vol.16, No.2, 1968, pp.371-380. John M. Addis, "Chinese Porcelain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37, 1967-1969, pp.17-35. 

[6] ［日］三上次男：《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

[7]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页1—60。Zoi Kotitsa ed., The Belitung Wreck: Sunken Treasures from Tang China, Seabed Explorations New Zealand Ltd, 2004. Regina Krahl et al.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0. Alan Chong & Stephen A. Murphy, The Tang Shipwreck: Art and Exchange in the 9th Century, Singapor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2017.

[8] Horst Hubertus Liebner, The Siren of Cirebon: A Tenth-Century Trading Vessel Lost in the Java Sea,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2014.

[9]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浙江省博物馆：《扬帆南海：华光礁I号沉船出水文物特展》，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

[10]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11]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页32—49。

[12] 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6期，页65—75。

[13] Abu Ridho & E. Edwards McKinnon, The Pulau Buaya Wreck: Finds from the Song Period,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8.案：最近又有两艘与鳄鱼岛年代相近的沉船资料披露，一艘是位于鳄鱼岛西南不远的林加（Lingga）沉船，另一艘是位于沙巴州西北近海的飞鱼（Flying Fish）沉船。三艘沉船所见陶瓷组合互有重叠，年代均不早于北宋末期。参见：Michael Flecker,“Sister Ships: Three Early 12th Century CE Shipwrecks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Science, vol.117, No.10, 2019, pp.1654-1663. Michael Flecker, “The Lingga Wreck: An Early 12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Ship with a Chinese Cargo”,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cal Site Reports, 2019.

http://epress.nus.edu.sg/sitereports/lingga/

Michael Flecker & Tai Yew Seng, “The Flying Fish Wreck: An Early 12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Ship with a Chinese Cargo”, Sabah Museum Journal, vol.3, 2020, pp.1-41.

[14] 胡舒扬：《宋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陶瓷贸易：以鳄鱼岛沉船（Pulau Buaya Wreck）资料为中心》，载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人海相依：中国人的海洋世界》页48—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页65－75。

[15] John Carswell, “China and Islam: A Survey of the Coast of India and Ceyl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42, 1977-1978, pp.24-68. John Carswell, “Chinese Ceramics from Allaippidy in Sri Lanka”, in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 to 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1-47.

[16] 上海博物馆考古队等：《斯里兰卡贾夫纳阿莱皮蒂遗址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3集，页297—3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页103、119、195、1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8] 据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调查资料可以作出判断。

[19] 福建博物院：《闽清义窑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上册页57－63，下册页189—206，福州：海峡书局，2020年。义窑诸窑址中与阿莱皮蒂遗址时代相近的是石头山2号窑、捆蛇垱2号窑。

[2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古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西村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考古研究中心，1987年。

[21] 李辉柄：《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5期，页440—444、41；广东省博物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黄玉质、杨少祥：《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考古》1983年第6期，页517—525；李炳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赣州七里镇窑址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4期，页3—2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赣州七里镇窑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

[23] 周宇：《丰台云岗辽墓07FHM1发掘简报》，《北京考古》第1辑，页191—197，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蓟县文物保管所：《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页83—119。

[24] 福建博物院等：《南安寮仔窑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8年第4期，页1—11。

[25] 郑辉：《漳平永福窑调查》，《福建文博》2002年第1期，页13—22；福建博物院等：《福建漳平永福窑2018年调查简报》，《福建文博》2019年第3期，页8—19。

[26] 福建省博物馆：《漳浦罗宛井窑址抢救发掘的主要收获》，《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页70—76。

[27] 汤毓贤：《福建云霄火田水头窑调查》，《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页144—148；厦门大学历史系等：《福建云霄水头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0期，页16—31；张闻捷：《福建云霄水头窑址出土宋代瓷器精粹》，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

[28] 西印度洋地区中国贸易陶瓷流布概况可参阅：Axelle Rougeulle, “Les importations de céramiques chinoises dans le Golfe Arabo-Persique (8-11èmes siècles)”, Archéologie islamique, 2, 1991, pp.5-46. Axelle Rougeulle, “Medieval Trade Network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8-14th Centuries): Some Reflections from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Imports in the Islamic World”, Hinmanshu Prabha Ray & Jeas-François Salles eds., Tradition and Archaeology: Early Maritime Contacts in the Indian Ocean,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First published 1996, Reprint 2012, pp.159-180.

[29]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Chinese Ceramics Excavated in Bahrain and Oman”,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 Dr. Tsugio Mikami on His 77th Birthday: Archaeology, Tokyo: Heibonsha, 1985, pp.315-335.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La céramiquechinoise de Qalʽat al Ṣuḥâr”, Arts Asiatiques, Tome 43, 1988, pp.87-105. ［法］米歇尔·皮拉左里（毕梅雪）（程存浩译）：《阿曼苏丹国苏哈尔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页100—116。

[30] Zhao Bing, “La céramique chinoise à Sharma : pour un essai d’étude typo-chronologique et spatiale”, Axelle Rougeulle, Sharma: un entrepôt de commerce médieval sur la cote du Hadramawt (Yémen, ca 980-1180), Oxford: Archaeopress Publishing Ltd, 2015, pp.277-321. 赵冰：《中世纪时期贸易中转港：也门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法国汉学》第11辑页79—116，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31] Juris Zarins, “Arab Southern Red Sea Ports and the Early Chinese Porcelain Trade as Reflected Principally from Aththar, 217–108, Saudi Arabia”, Annali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vol.49, No.3, 1989, pp.231-269.

[32] Donald Whitcomb, “Excavations in ‘Aqaba: First Preliminary Report”,  Annual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of Jordan, vol.31, 1987, pp.247-266. Donald Whitcomb, “A Fatimid Residence at Aqaba, Jordan”, Annual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of Jordan, vol.32, 1988, pp.207-224. Donald Whitcomb, “Ayla at the Millenniu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Jordan, 10, 2009, pp.123-132.

[33] Neville Chittick, Manda: 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Port on the Kenyan Coast, Memoir No.9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Nairobi: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84.

[3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2年发掘资料。

[35] Stéphane Pradines, “The Rock Crystal of Dembeni, Mayotte Mission Report 2013”, Nyame Akuma, No.80, 2013, pp.59-72. Zhao Bing, “Contribution de la céramique chinoise à l’histoire médiévale swahili (IXe-XVIe 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Année 2014, 158-1, pp.353-383. Claude Allibert, “L’archipel des Comores et son histoire ancienne. Essai de mise en perspective des chroniques, de la tradition orale et des typologies de céramiques locales et d’importation”, Thomas Vernet & Philippe Beaujard eds., L’Afrique orientale et l’océan Indien: connexions, réseaux d'échanges et globalisation (Ier millénaire - XIXe siècle), 2015. Stéphane Pradines & Gwénaël Herviaux, “Dembéni, un site urbain bipolaire? Mayotte, rapport intermédiaire 2014”, Nyame Akuma, No.83, 2015, pp.128-141. Stéphane Pradines & Hélène Renel &Danael Veyssier, “Ironi Be (Dembeni, Mayotte) Rapport de mission 2015”, Nyame Akuma, No.85, 2016, pp.44-56. Stéphane Pradines, “Islamic Archaeology in the Comoros: The Swahili and the Rock Crystal Trade with the Abbasid and Fatimid Caliphates”, Journal of Islamic Archaeology, vol.6, No,1, 2019, pp.105-139.

[36] William Willetts, “Excavations at Bhambore near Karachi, Possible Site of the Medieval Seaport of Debal in Sind”, Oriental Art, No.6, 1960, pp.25-28. F. A. Khan, Banbhore: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Banbhor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1963.

[37] Charles K. Wilkinson, 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3.

https://www.metmuseum.org/blogs/ruminations/2017/medieval-globalism-chinese-ceramics-iran.

[38] Erich F. Schmidt, The Rayy Exp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Aerial Survey Expedition, 1942.

https://oi.uchicago.edu/research/publications/misc/rayy-expedition

[39] Donald S. Whitcomb, Before the Roses and Nightingales: Excavations at Qasr-i Abu Nasr, Old Shiraz,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5.

[40] Derek Kennet, Sasanian and Islamic Pottery from Ras al-Khaimah: Classification, Chronology, and Analysis of Trade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Oxford: Archaeopress, Society for Arabian Studies Monographs, 1, 2004.

[41] Donald S. Whitcomb, “The Archaeology of Oma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Islamic Periods”, The Journal of Oman Studies, vol.1, 1975, pp.123-157.

[42] Edward J. Keall, “The Dynamics of Zabid and Its Hinterland: The Survey of a Town on the Tihamah Plain of North Yemen”, World Archaeology, vol.14, No.3, 1983, pp.378-392. Edward J. Keall, “The Changing Positions of Zabîd's Red Sea Port Sites”, Chroniques Yéménites, 15, 2008, pp.111-125.

https://doi.org/10.4000/cy.1678

[43] Axelle Rougeulle & Anne Benoist, “Notes on Pre- and Early Islamic Harbours of Ḥaḍramawt (Yeme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31, 2001, pp.203-214.

[44] Mark Horton,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Memoirs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No.14, London: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pp.308-309. 案：上加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报告归入第27组青白釉器物的应包括北宋末期景德镇窑产品，而归入第26组定窑器物的很可能是北宋中期景德镇窑产品。

[45] H. N. Chittick, Kisimani Mafia: 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Settlement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Tanganyi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tiquities Division Occasional Paper No.1, Dar-es-Salaam, 1961.

[46] Zhao Bing, “Chinese-style Ceramics in East Africa from the 9th to 16th Century: A Case of Changing Value and Symbols in the Multi-partner Global Trade”, Afriques, 06, 2015.

https://doi.org/10.4000/afriques.1836.

[47] Marie-France Dupoizat, “La céramique chinoise du site de Lobu Tua à Barus: Premières analyses”, Archipel, vol.51, 1996. pp.46-52.［日］森本朝子：《スマトラ西岸バールスのロブテュア遺跡》，《金大考古》第55号，2006年，页1－11。案：洛布图阿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在下列文献中有详尽报道，惜未能寓目。据森本朝子介绍报告书时所引图片，该遗址还出有北宋晚期广州西村窑青灰釉彩绘瓷、佛山奇石窑酱釉陶等。Marie-France Dupoizat, “La céramique chinoise”, in Claude Guillot, Histoire de Barus, Le site de Lobu Tua, II, Étude archéologique et documents, Cahier d’Archipel 30, 2003, pp.103-169. Marie-France Dupoizat, “Grès et porcelaines des sites de Barus postérieurs à Lobu Tua”, in D. Perret & H. Surachman ed., Histoire de Barus III, Regards sur une place marchande de l’océan Indien (XI-milieu du XVIIe s.), Cahiers d’Archipel 38, Paris, 2009, pp.81-151.

[48] Marie-France Dupoizat, "Essai de chronologie de la céramique chinoise trouvée à Si Pamutung, Padang Lawas_Xe-début XIVe siècle", Archipel, vol.74, 2007. pp.83-106. Dupoizat Marie-France, “Chinese Ceramics Imported in Si Pamutung, Padang Lawas”, in Daniel Perret & Heddy Surachman eds., History of Padang Lawas, 1. The Site of Si Pamutung (9th century-13th century AD) , Cahiers d’Archipel 42, Paris, 2014, pp.275-333.

[49]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 to 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0] ［日］田中克子（黄建秋译）：《鸿胪馆遗址出土的初期贸易陶瓷初论》，《福建文博》1998年第1期，页31—39；［日］田中克子：《鴻臚館時代の貿易陶磁器と交易》，《鴻臚館跡発掘30周年記念特別展》页196—201，福岡市博物館，2017年。

[51] ［日］田中克子：《日本博多遗址群出土的贸易陶瓷器及其历史背景：九世纪至十七世纪早期》，栗建安主编《考古学视野中的闽商》页151—172，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日］田中克子：《博多にもたらされた中国陶磁器－国内消費地との比較材料として－》，［日］藪敏裕、森達也、徳留大輔編：《貿易陶磁器と東アジアの物流－平泉·博多·中国－》页51—78，東京：高志書院，2019年；［日］森本朝子：《博多出土貿易陶磁分類表》，《博多：高速鉄道関係調査：福岡市1》，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105集，高速鉄道関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4，福岡市教育委員会，1984年；［日］池崎讓二、森本朝子：《博多出土北宋後半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8，页30—48，1988年；［日］森本朝子：《博多遺跡群第4次調查·出土遺物の分類》，《博多60：第1次、4次、8次調查報告》页75—146，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543集，東長密寺建設地內遺跡調查會、冷泉町遺跡調查會、福岡市教育委員會，1997年；［日］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貿易陶磁－その分類試案（1）－》，《博多研究会誌》第5号，页53—66，1997年；［日］田中克子：《博多遺跡群出土陶磁に見る福建古陶磁（その三）－宋元代白磁をめぐる問題－》，《博多研究会誌》第11号，页1—19，2003年；［日］田中克子：《日本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与相关问题：以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为主》，《海洋史研究》第11辑，页20—31，2017年；［日］田中克子：《日本博多遗址群出土的福建闽清义窑陶瓷器》，福建博物院《闽清义窑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下册）》页309—317，福州：海峡出版社，2020年。［日］森本朝子：《海外出土的宋代漳州窑及其周边地区生产的陶瓷器》，《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页104—112。

[52] ［日］横田賢次郎、森田勉：《大宰府出土輸入中国陶磁器について―型式分類と編年を中心と して―》，《九州歴史資料館研究論集》4，页1—26，1978年；［日］山本信夫：《北宋期貿易陶磁器の編年－大宰府出土例を中心として－》，《貿易陶磁研究》8，页49—87，1988年；［日］山本信夫：《陶磁器分類》，《大宰府条坊跡XV―陶磁器分類編―》，太宰府市の文化財第49集，太宰府市教育委員会，2000年。

[53] 年代最接近北宋中期晚段的遗存是平安京左京三条三坊SD1，曾被认为属于11世纪早期，后被改订为1060年前后的11世纪中期。［日］百瀨正恆：《平安京出土の平安時代中期末から後期の中国陶磁器》，《贸易陶磁研究》8，页27—29，1988年；［日］山本信夫：《11·12世紀の貿易陶磁器－1980年代の編年研究を中心と して－》，《貿易陶磁研究》10，页11—34，1990年；［日］橋本久和：《紀年銘資料を中心と した貿易陶磁器の年代觀－中世前期－》，《貿易陶磁研究》20，页57—73，2000年。

[54] 《鴻臚館跡Ⅰ－発掘調査概報－》，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270集，福岡市教育委員会，1991年。

[55] 《鴻臚館跡20－南館部分の調査（2）－》，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1213集，福岡市教育委員会，2013年。

[56] 《博多34－博多遺跡群第56次発掘調査報告－》，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326集，福岡市教育委員会，1993年。

[57] 《博多－都市計画道路博多駅築港線関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Ⅰ－》，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183集，福岡市教育委員会，1988年。

[58] 《博多50－博多遺跡群第79次調査の概要－》，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447集，福岡市教育委員会，1996年。

[59]高文虹、王建文：《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闽清义窑瓷器初步研究》，《福建文博》2017年2期，页15—23。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1987—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61] 南京博物院等：《东台辞郎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

[62]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汉六朝唐宋遗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202—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