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振华等：印尼群岛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与相关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0年7月3日    信息来源：纸上考古

 

邓振华, 洪晓纯, Mike T. Carson, 

Adhi Agus Oktaviana,
Budianto Hakim, Truman Simanjuntak

 

 

南岛语系作为殖民时代之前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语系，对于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先后出现了“出台湾说”、“出岛屿东南亚说”、“多路径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语言传播模型”、“海洋贸易与交流网络模型”等不同的假说。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和台湾、岛屿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屿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的逐渐完善，南岛语系人群“出台湾说”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支持，与之相关的“农业-语言传播模型”也因此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然而，由于这一假说的提出本身是对人群迁徙、新石器文化传播（以陶器、磨制石器技术及定居等为特征）、农业技术和相关物种的传播以及语言扩散等多个不同角度线索的整合，在各方面证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基于不同角度的争议也一直不断。

 

在所涉区域考古学年代框架完善之后，人群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基本得到认可的情况下，岛屿东南亚最早的移民是否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以及这一移民事件是否造成了迁入地人群结构的重大变化，成为了争议最为激烈的焦点。得益于古DNA和植物考古等研究技术的发展和在这一区域的应用，对“农业-语言传播模型”所涉争议的解决，在近年开始出现了从原本基于零星资料的“空论”向积极从不同分支领域探究相关实证转变的趋势。我们近年来在东南沿海、台湾、岛屿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一系列植物考古研究，便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做的探索。本文所呈现的Minanga Sipakko遗址稻作农业相关证据的发现，是我们关于岛屿东南亚地区早期农业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我个人非常期待也相信不同研究者从不同分支领域出发的基础研究积累，在不久的将来能促成相关考古学资料的整合，从而基于充足而可靠的证据来讨论这一文化传播和人群迁徙事件是否曾经发生，以及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是如何发生的。只有完成了考古学研究的内部整合，才有可能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之上，探讨考古学与语言学研究成果之间的整合，讨论这一人群迁徙事件是否对应了南岛语系人群的形成过程。至于对人群迁徙背后的动力和机制等的解释，相对而言是考古学所不擅长的，或许要期待未来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新发展了。这些自下而上的探索，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可能部分地支持、修正甚至改变原有的理论和认识，最终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

 

—— 邓振华

 

* 本文于2020年7月3日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中文介绍仅用于推介，与原文略有差异，并略去材料与方法部分以及参考文献等信息，引用请参考英文原文。

 

Deng, Z., Hung, H., Carson, M.T. et al. Validating earliest rice farming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Sci Rep 10, 10984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0-67747-3

 

引 言

 

稻米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供养着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起源于至少距今9000余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的传统在其后的数千年内在不同的背景之下，沿着不同的传播路径传播到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印尼群岛及其所属的岛屿东南亚地区便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水稻种植和消费的主要区域之一。然而，由于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的长期缺失，东南亚地区稻作农业的来源、出现时间和传入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

 

地处热带的岛屿东南亚地区气候湿热，相对而言不利于有机质遗存在考古遗址中的保存。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保存条件的限制，当地考古遗址中已发现的稻作遗存极少，有直接测年的证据仅见于两处遗址，且均为陶片中的羼和料。其中一个证据来自婆罗洲Gua Sireh洞穴遗址（行政区划上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的一块早期陶片中，校正后的直接测年结果为4807-3899 cal. BP。但是最近对这一发现的重新研究认为，这块陶片中羼杂的稻谷很可能只是混入陶土之中的野生稻。另一个发现来自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Andarayan遗址，校正后的直接测年结果为3975-3380 cal. BP。此外，近年在吕宋岛北部还发现有3000 cal. BP前后的稻米证据，不过详细结果尚未发表。印尼苏拉威西岛的Minanga Sipakko和附近的Kamassi遗址还曾发现有零星的稻属扇形体。这些已发表的零星证据，因为年代、是否为驯化稻以及是否为本地种植等方面证据的缺乏，并未能解决稻作农业在岛屿东南亚地区的出现时间等问题，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和讨论。

 

在此背景之下，为了探索稻作农业何时传入印尼及其所属的岛屿东南亚地区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本研究对位于苏拉威西岛西部Karama河流域的Minanga Sipakko遗址，重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和植物考古分析工作。该遗址发现于1949年，先后于1994至2007年间进行过数次发掘，其中2004-2005年的发掘面积最大，共布设1.5×1.5平方米的探方7个。根据发掘结果，遗址的文化堆积位于早期的河流沉积之上，并被更晚阶段的河流沉积所覆盖。

 

2017年6月，我们重新清理了2004-2005年发掘后未回填的探方，并选择了一处典型剖面按照5cm间距，自下而上采集了22份来自文化层的分析样品（距地表深度240-130cm）。每份样品约采集分析土样150g，其中20g单独包装用于植硅体分析，剩余土样全部在体视显微镜下进行测年木炭样品的拣选。

 

图1 研究区域（A）及Minanga Sipakko遗址（B）位置示意图

 

结 果

 

遗址年代的再研究
 

根据之前的研究和已有测年数据，Minanga Sipakko遗址的年代范围大致为3800-2500 cal. BP。遗址文化层下部发现的陶片大多为类似于菲律宾发现的红衣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的台湾地区。这些发现和相关的测年结果表明，Minanga Sipakko遗址是印尼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同时也是探寻当地早期农业证据的理想选择。

 

不过，鉴于之前遗址的年代研究并不系统，一些测年结果与层位关系之间存在矛盾，本次研究中对所有样品中能够挑选出的大于0.9mm木炭进行了拣选用于直接测年。送测的11个样品中，4个因碳含量不足未能获得年代数据，另有2个年代超过43,500年，应为因早期人类活动由自然层混入的早期样品或其它原因造成的污染，因此只得到有效年代数据5个，其中最下部样品（距地表深度235-240cm）的测年结果经校正后为3562-3400 cal. BP，最上部的样品（距地表深度180-185cm）校正后的年代为3057-2866 cal. BP。根据之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结果，该遗址文化堆积大致以距地表180cm为界，可分为两个前后相继的时期，早期出土遗物以红衣陶为主，晚期则以素面陶为主，距地表深度180-190cm的堆积中包含物具有过渡性的特点。据此，参考新的测年结果，可以确定Minanga Sipakko遗址早期堆积的延续年代大致为3500-2800 cal. BP，晚期堆积的年代根据之前的研究可能从2800 cal. BP延续到2500 cal. BP或稍晚阶段。

 

图2 Minanga Sipakko遗址测年数据（M2的所有数据均为本研究新获得的年代数据，其它数据来自已发表的相关研究）

 

 

Minanga Sipakko遗址的稻作农业证据

 

根据前述遗址背景及测年结果不难看出，Minanga Sipakko遗址早期文化堆积对于探索稻作农业在印尼地区的出现时间十分重要，也自然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不过，从长程发展的角度，遗址晚期的植物利用状态也同样值得关注。根据植硅体的分析和统计结果，稻作遗存在早晚两期的文化堆积中都有发现，但相关植硅体含量较高的样品均集中在早期地层之中。具体而言，早期地层中的植硅体组合以稻属和其它禾本科类型为主，其中稻属植硅体包括扇形、并排哑铃形和双峰形。此外还有较多的棕榈科刺球形和一定量的草帽形植硅体。晚期地层的植硅体中棕榈科刺球形植硅体则占有绝对优势，稻属植硅体仅零星发现于个别样品之中，禾本科和棕榈科草帽形植硅体的含量也显著减少。

 

图3 Minanga Sipakko遗址取样剖面堆积示意图及植硅体分析结果

 

 

为了判断这些稻属遗存是野生稻还是驯化稻，各样品中发现的所有稻属扇形体均按照已有研究建立的相关标准，在光学显微镜下放大600倍进行了扇面边缘鱼鳞纹数量的观察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Minanga Sipakko遗址早期堆积中的稻属扇形体中，鱼鳞纹数量大于等于9的比例大多在50-55%之间，远高于现代野生稻群体中的比例，而与驯化稻同类指标的分布区间较为吻合。由此可以推测，驯化稻在Minanga Sipakko遗址早期，也就是至少距今3500年前后已经传入苏拉威西地区，这与陶器和磨制石器等为代表的新石器遗存的出现时间是相吻合的。

 

图4 Minanga Sipakko遗址各样品中鱼鳞纹数量≥9的稻属扇形体所占比例与现代样品结果对比图

 

除了扇形体之外，Minanga Sipakko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源自稻壳的双峰形植硅体。根据对作物加工过程废弃物的研究，在脱粒、扬场等加工的前期阶段，废弃物以稻杆和稻叶为主，相应的植硅体组合中扇形体和哑铃形植硅体所占比例较高，而在加工后期的脱壳阶段，废弃物以稻壳为主，植硅体组合中双峰形相应地占绝对优势。Minanga Sipakko遗址下层堆积中发现的稻属植硅体中扇形体和明确为稻属的并排哑铃形所占比重均很低，而双峰形的比例则相对较高，特别是在深度230-235cm和200-205cm的两份样品中，稻属双峰形植硅体占所有植硅体的比例分别高达11.38%和38.63%。这种植硅体组合特征意味着取样位置的堆积形成与稻谷的加工活动特别是脱壳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遗址的最早阶段不仅存在对稻米的利用，而且有十分明确的本地加工证据。

 

讨 论

 

正如本文开始时所指出的，在本项研究之前，整个岛屿东南亚地区早于3000 cal. BP的稻作遗存证据十分有限，而且大多存在争议。这使得对于本地区稻作农业的传入以及可能与之相关的跨区域人群迁徙等问题方面出现了诸多争论不休的观点，而且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Minanga Sipakko遗址的新发现，是印尼地区最早且有可靠的年代学依据的稻作遗存证据，其年代可追溯到3562-3400 cal. BP。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稻作遗存与红衣陶同时出现于这一地区，代表了新的文化传统在当地的出现和本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已有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Minanga Sipakko遗址早期堆积中的红衣陶传统，最早于4800-4200 cal. BP出现于台湾地区，之后此类陶器传统于4200-4000 cal. BP出现在菲律宾北部地区，并在之后的数百年内向南传播到菲律宾中部和南部、印尼东部以及远太洋洲（Remote Oceania）的西部诸岛。从器型和装饰风格来看，Minanga Sipakko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与菲律宾甚至台湾地区的同类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此类陶器传统的传播与南岛语系人群在台湾、菲律宾、印尼东部以及远大洋洲西部诸岛的现代地理分布基本吻合。南岛语系是殖民时代之前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语系，代表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人群迁徙事件。与之相关的南岛语系人群的起源地、早期人群迁徙的动力和扩散过程等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已经延续了近百年。

 

关于这一人群扩散过程的解释，最为重要的理论是所谓的“农业-语言传播”模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南岛语系“出台湾说”的假说。按照这些理论，南岛语系人群源自台湾地区（其更早的祖先，即所谓的原始南岛语系人群proto-Austronesian可能来自华南沿海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其中一部分人沿海路向外迁徙，到达了新的岛屿地区，并最终扩散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复活节岛，占地球表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广阔地理范围之内。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根据陶器传统和年代证据，基本复原了这一人群迁徙过程，但是对于南岛语系人群从台湾到东南亚的迁徙过程中是否同时伴随着农业传播，因为直接证据的缺乏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农业传播的角度证明，以红衣陶和磨制石器等为代表的新石器传统在岛屿东南亚地区的扩散是与农业这一新的生业经济形态的传播同时伴随发生的，在这个角度上支持了前有的理论假设和模型。

 

这一结论也与近年的一些头骨形态研究和古DNA分析结果一致，新的研究均表明源自东亚地区的外来人群大致在4500-4000 cal. BP之后进入到岛屿东南亚地区，并且在3000 cal. BP前后成为当地人群的主体。语言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与陶器为代表的考古证据在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方面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则从农业的角度，至少在台湾到苏拉威苏这一区域范围内，为这一证据链增加了新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