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丝绸之路研究，长期受到学界重视。其研究历程和研究理路，近年来学界多有总结[1]。简言之，外销瓷研究的推进，主要围绕着生产、流通、消费三个方面展开。三者构成了有机关联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环节的推进，都能够带动另外两个方面。
不过，受限于研究条件和材料，这三个方面很难齐头并进。其实，任何重要的研究领域，其内部各项议题的进展常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具体到外销瓷研究，近年窑址考古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学界在生产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而另外两个方面（特别是消费方面），由于其研究材料有相当大一部分在海外，进展则不如窑址考古迅猛。近20年来，得益于国家对于考古事业的支持，我国研究者赴海外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工作，为推进外销瓷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本书正是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
本书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聚焦于外销瓷的远端市场——东非沿海地区，后半部分则关注古代陶瓷外销中的“配角”和“低潮”。
二
2010—2013年，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团队在秦大树教授的带领下，先后四次赴肯尼亚进行马林迪地区的考古发掘和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陶瓷的整理[2]。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一工作。东非沿海地区是中国陶瓷外销的远端消费地，虽然很早便受到了东亚研究者的关注，但受限于研究条件，研究的数量和深度都有所不足。相对系统的介绍，来自马文宽、孟凡人两位先生所著《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3]。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我想象东非沿海地区是一个遍地出土中国古代陶瓷的“储仓“。但在发掘工作开展后，很快就感受到实际情况和想象之间的反差：中国古代陶瓷在数量上远远逊于本地陶器和中东地区的陶瓷产品。重读材料可知，前辈学者选择“储仓”这一喻体来描述东非的情况，应是基于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比较。这一反差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再一次提示我：田野考古现场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能够充分展现出土材料所处的整体背景环境。
尽管最初前往东非考古最迫切的目标，是寻找郑和船队相关的遗存；但真正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后，我体悟到的是，想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古代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展开文明间的比较研究乃至更宏观视野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当地出土的中国遗存，也要理解东非沿海古代社会。基于这样的考虑，考古发掘结束后撰写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厘清学术史和东非沿海聚落发展的情形，明确中国陶瓷外销东非的背景和其中蕴含的研究价值；二是基于我国研究者在古陶瓷研究方面的优势，对东非重要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更精细的辨析，从中发掘更多的信息；三是立足于具体的遗址情境，结合统计数据，展开一系列器物间、地区间的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古代陶瓷在东非沿海社会中的功能和地位。至于各篇的写作缘由，论文中已有交代，此处便不再赘述。
三
在东非沿海遗址出土的早期中国外销瓷组合中，越窑青瓷占比很高，这促使我关注越窑青瓷的相关问题。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井里汶沉船等出水了大量越窑瓷器，尤其是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青瓷据称有30余万件。这一数量似乎暗示了越窑附近港口明州的繁荣。但若基于比较的视角又可发现，彼时明州似乎并未跻身一流大港的地位。这引发了我的兴趣。由此撰写了讨论明州城市发展与陶瓷贸易关系的篇章，尝试更深入地探讨陶瓷贸易中的重要节点。
除越窑青瓷外，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等产品在东非沿海地区也曾先后占据主流。我原计划探讨龙泉窑外销的相关议题。正待提笔之时，前辈学者以“天下龙泉”为主题，接连发表重要学术论文，并在2019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和研讨会。研讨会的议题面面俱到，以至于一时间自感无从下笔。重又检视材料，决定改弦易辙，既然暂时无法更好地阐发龙泉青瓷这一主角，不如观察陶瓷外销中的重要配角，由此转向了对南宋至元代青白瓷的讨论。
经过这样一次思路的转换，也基于对青白瓷材料的梳理，我对更早期外销时段的情况产生了好奇。早在2012年戴柔星学长做博士论文时，他已发现北宋时期海外沉船材料数量稀少；至2013年，北大团队对东非沿海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的整理，也显现出11—12世纪初出土陶瓷数量较少的情况。换句话说，考古材料显露的情况是：宋代，尤其是北宋，似乎存在着陶瓷外销低潮的情形。与之龃龉的是，在文献记录中，统治者似乎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对外贸易繁盛的描述。那么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低潮”？这一问题令我跃跃欲试。因此便继续向前追溯，对11—12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的情况进行了整体性的描绘和讨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低潮”这一印象未必准确反映当时的情况；而“低潮”这一印象的形成，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这促使我进一步反思陶瓷外销规模的评估标准。
总体而言，本书收录的若干研究，主要关注了海上丝路的远端市场、外销瓷组合中的配角和陶瓷外销的“低潮”时期，这显得有些寂寥。不过这种“寂寥”有时候给比较研究和要素解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反而能够提示我们从另一角度来认知整体。或许这也是必要的。
注释：
[1] Qin, Dashu., Ding, Yu, 2024. Maritime Silk Road. In: Rehren, T., Nikita, E. (eds.),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2nd Edition, vol. 4, pp. 629–644, London: Academic Press. https://dx.doi.org/10.1016/B978-0-323-90799-6.00235-4；另见魏峻：《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及其时空框架》，《考古学研究》（十五），科学出版社，2022年，185-196页；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大史学》第2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王光尧：《关于外销瓷价值及研究目的之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25年第10期，182-189页。
[2] 这项工作的源起，参见秦大树、丁雨、戴柔星：《2010年度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及主要收获》，《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47-273页。
[3]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