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与玉器、玉文化研究》是一部研究文集，从我撰写的数十篇论文中选出，有的已发表，有的是未刊稿。这些文章大致反映了我考古生涯中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方向、重点以及学术研究的成长轨迹，既是我问学道路上的阶段性学术小结，也是我在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知困、知不足而踔厉前行，笃行不怠，在教学相长的环境中砥砺成长的结晶。
1964年8月，我从山东省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入考古学专业学习，自此开始了我的考古生涯。从做学生到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至今已近60年。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北京大学的风风雨雨，以及个人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见证了北京大学的发展与进步，也亲历了考古学专业从专业到系再到院成长、壮大的发展进程。
在教学上，我曾先后给考古系、历史系（包括分校历史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包括研究生班）以及进修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考古学通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玉器发展史”“玉器鉴赏与研究”等课程；参加或主持过湖北宜都红花套、天门石家河，陕西西安阿房宫北司，青海贵南尕马台，山东临淄齐故城、牟平照格庄、诸城前寨、长岛大黑山岛北庄、昌乐邹家庄，北京门头沟东胡林等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在科学研究上曾先后主持《华北地区旧、新石器文化过渡研究——以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为中心》《东胡林人及其文化研究》《岫岩玉的开发历史与可持续发展》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并发表科研成果数十篇（部）。其中有多篇收入在本文集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50多年飞逝而过，但在考古专业（系、院）生活、工作的一些场景仍会不时在脑海中浮现，成为难忘的记忆。记得初入考古教研室时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不过十人之多，队伍精干，业务能力强，先生们虽多在盛年，但已蜚声业界；有的先生更是声名远播海内外。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北京大学考古在全国高校中的领头雁地位。先生们视野开阔、大局观强，爱岗敬业、提携后人，在我教学与科研的成长之路上给与了许多帮助，留下了至今记忆犹新的帧帧鲜活图景：与先生们一起在苏秉琦先生家中讨论学科发展及学生实习；在宿白先生家中讨论为《文史知识》撰写《什么是考古学》系列稿件；在课堂内外及实习工地上，严文明、李仰松先生躬身垂范，与我们深夜长谈；陪同邹衡先生从湖北，到浙江、上海江苏南京等地参观考古工地和博物馆，并一路讨论并请教商周考古等问题；和宿白、俞伟超先生一起带学生参观教学的过程中学习隋唐考古、战国秦汉考古知识；和吕遵谔先生一起考察长阳人洞穴遗址的过程中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与投术；与高明先生在考古实习中讨论并请教文字起源等方面的相关问题；与李伯谦先生一起为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扩大办学规模成立考古文博院而充分协调、积极推进；为教学及撰写论文而得到资料室、技术室、年代学实验室诸位先生的热心帮助……在田野考古实习过程中，师生们同甘共苦一起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分析现象，探讨问题，享受教学相长过程的时光也在我的教学生涯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些近距离的生活接触以及配合工作的过程中，不仅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铸就了浓厚且颇具特色的考古师生情谊，这种情谊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真诚、纯朴，在众多学科中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从学生到同事，再到比邻而居，流芳岁月中，我对各位先生有了比较多的、程度不同的了解：先生们精进臻善，博古通今；虽然由于阅历、性格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有时会在工作或学术问题上发生争论，但是每当教学任务特别是田野考古实习安排下来，即使是家中有各种困难，大家也总是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克服困难把教学工作做好，不使学生们的学习受到影响；这种视教学为生命，以事业与集体为重，顾全大局、爱岗敬业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也正是在这个集体中，我不仅从先生们那里学到了考古学的知识与方法，也学到了求真、务实、严谨、创新的从业精神与大局意识，这也正是北京大学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我个人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点滴进步，也与这种精神密不可分。
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特别欣赏“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非洲谚语“狗在叫，骆驼队在前进”，视为学途警言，其中展现的矢志不渝的精神，曾伴随我顺利度过中学时代，直至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在我进入大学后开始的考古生涯中，不管教学和科学研究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也始终秉持着警言中所蕴含的意志和精神，激励自己在求知、求真、务实、惟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笃行致远。
本书共选文章32篇，论文均由我执笔写就（其中几篇共同署名的文章得到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的教师及学生们的帮助，也主要由我执笔、确稿），收入本文集时，基本保持原貌，只对个别地方稍作修订。文章按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6篇文章，主要是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反映的是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阶段性认识。其中，《什么是考古学？》成稿于1985年，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对考古学及考古学文化的总体认识。《试论中石器时代》及《更新世—全新世界限的划分与中国石器时代分期研究综述》两篇，研究的是讲授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时必须思考的问题，1988年当我和张江凯学兄接替严文明先生分别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的时候，就要面临如何讲好“新石器时代考古”这门课，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从何时讲起，它和旧石器时代是在什么环境背景下发生转变与过渡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是什么，对国内外考古学界所讲的“中石器时代”如何认识等问题，这两篇文章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我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从理论角度粗浅的思考。其时，国内学者主要是裴文中、安志敏等先生对中石器时代有所论述，还有一些学者曾就岭南的中石器时代和几处发现细石器而未见陶器的遗址的调查或发掘作过介绍与阐释，再就是对苏联及西方中石器文化的介绍等；本文则是在对上述发现及认识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因为对国外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缺少感性的认识，之后在莫斯科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在Д.A.阿甫杜辛教授的安排下，还专门参加了由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增进了对国外“中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命名谈到原始文化的命名问题》，则是为出席1986年在河北邯郸召开的磁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撰写论文时思考的几个问题之一，也是提交会议的论文内容的一部分，在会议前及会议上，基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关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命名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因涉及对这个阶段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大家各抒己见有论有据,我在大会的发言中也谈了自己的观点。作为论文内容的一部分，经充实后独立成文发表。当然，同时思考的问题还有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距今七八千年的一批同时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究竟应当视作新石器时代哪个阶段的文化的问题,是早期、中期，还是前期？怎样才有利于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识和研究？我在此后提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方案中也做出了回答。《北方新石器时代人骨标本的14C年代的初步分析》一文，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使用人骨（包括兽骨、谷物种子等短寿命生物）标本与木炭标本的测年数据有系统误差的问题，即使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同一类型或期段，测出的多个14C年代也会因测年标本材质的不同而有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差距的问题，为了较为准确地把握每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或期段）的年代，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与研究，特请教了从事14C研究工作的陈铁梅、原思训、仇士华诸先生并学习了相关知识写出的。《残破遗址及零星古墓葬的发掘方法》一文，是应《文物工作》杂志编辑部邀请撰写的，主要考虑到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而遭到较为严重破坏的残存遗址，对其原有地貌、面积大小、现存部分在遗址整体布局中的位置等均已不甚清楚，为了最大限度地找回该遗址的客观价值，只有发掘者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去做，才有可能挽救一些不为我们所熟知，但又十分重要甚至非常珍贵的考古遗存供我们分析与研究，而这又常常是田野考古工作中容易忽略的。
第二部分包括16篇文章。其中有7篇是与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有关的。自从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方案中，把南方地区的仙人洞、甑皮岩、玉蟾岩等遗址以及北方地区的南庄头、东胡林、转年等遗址的遗存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把彭头山、城背溪及磁山、裴李岗等同时代遗址的遗存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来分期的时候，对早期陶器、磨制石器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是必须涉及的重要内容。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清晰轨迹》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个阶段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除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外，整体上出现了小型化、定型化的趋势，石器磨制技术的应用、早期陶器的出现是这个阶段的新迹象。在《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则明确提出了陶器的发明是远古时代的先民在对陶土的性能（如和水成泥、泥巴可塑、火烧变硬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制作出来的，有的地方主要用于煮熟谷物（稻、黍、粟等）的籽实，有的地方主要用于煮熟螺蚌等水中生物，有的地方则用于精炼鱼油等等。陶器的产生是人们适应环境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直接结果。陶器的起源不一定都与农业的发明有关。根据14C年代测定，中国境内的早期陶器在距今1.7万年前就开始使用了，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陶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最重要的遗址之一，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市文物研究院共同发掘。与东胡林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相关的几篇文章，则是在把东胡林遗址的发掘成果与南庄头、转年、于家沟等几处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作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东胡林人及其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探索粟（黍）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是应杨鸿勋先生邀请，为山东章丘山水园林规划项目所写的。《刻画符号与图画文字》《人祭、人殉与占卜习俗》《原始宗教遗存》三文，则是为张忠培、严文明先生主编，以石兴邦先生为顾问的《原始文化》一书所写（该书原签约上海某出版社，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之一部，后未成）。《1997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则是为《中国考古学年鉴》所写，对该年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评述。《有关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山东地区参加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写就的，因是最早对岳石文化从发现、分布、年代、主要特征及命名等方面作系统论述的文章，也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因岳石文化的年代已在夏商时期，邹衡先生看到本文后曾专门约谈，并予以肯定和鼓励。《山东省长岛县大黑山岛北庄遗址1981年秋季田野发掘工作汇报(一)》是1981年带领77、78两个年级的学生进行毕业实习的工作简要汇报。《河南济源市王屋山地区石器时代地点调查》《花山风景区文物古迹的考察与研究》是与著名地理学家谢凝高教授合作，在对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研究的过程中完成的，多学科的调查与综合研究是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的坚实基础；风景名胜区内石器时代遗存及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丰富了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拓展了风景名胜区的人文历史，也极大地提高了风景名胜区的人文价值。
第三部分包括8篇论文，另有书评、书序各1篇，是研究玉器及玉文化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民族文化百花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伦理学、美学价值、大国工匠精神，及其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断吸纳、融合、创新、发展的范式，也成为以“礼乐文明”为突出特征的中华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玉器及玉文化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玉器、玉文化资料丰富、特征鲜明、内涵独特、影响深远，成为探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素材，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有个“玉器时代”，更有学者认为，从用玉习俗的形成与发展到玉礼制的形成，可以视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种标识，它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玉器起源及相关问题》《中国玉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中国玉文化的独特精神气度》三篇论文，是在讲授“中国玉器发展史”课的基础上形成的，探讨了中国玉器、玉文化的起源及其特征，指出了其在治玉工具、制作技术、内容、形式及其功用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突出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以玉比德”“黄金有价玉无价”的用玉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深深镌刻在中华儿女的心里及语言文字系统中。中国玉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不仅在于中国有相对比较丰富的玉石资源，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有着深厚的生存土壤，也就是悠久的未曾断裂的历史，能够在发展中不断吸纳、融合、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及以礼乐文明为显著特征的传统文化。而中国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史的生动体现，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特点塑造方面也发挥了十分特殊的重要作用。《东北地区史前玉器原料产地的初步考察及思考》及《丝绸之路上的明珠——马鬃山古玉矿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两篇，则是在辽宁省重大软科学课题《岫岩玉的开发历史与可持续发展》及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项目《玉石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察与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其间组成了多学科的专家队伍，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地区10余个省区进行了考察与研究；除田野考察外，还先后在相关省、市、县级博物馆、考古所、文管所做了标本测试与对比工作。在合作考察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各地文博单位及地矿部门的大力支持，既学习到交叉学科的许多专业知识与方法，也加深了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辽宁、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玉石资源的考察与研究以及马鬃山古玉矿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相对比较丰富的玉石资源是中国玉文化绵延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就地取材、就近取材、远途运输及形式多样的交换手段，是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存在过的取材方式；而中国的玉器与玉文化的发展早在距今9000年前的小南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时期，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时期，就以透闪石质玉为主流，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延续发展至今。《自然、人文与科学技术融合的结晶》一文，是为《渎山大玉海科技检测与研究》一书写的序言，指出随着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持续进步，考古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不断充实、提高与完善，玉器、玉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渎山大玉海科技检测与研究》一书则是这种进步反映在玉器、玉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亦可被视为是自然、人文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结晶。
考古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交叉融合十分显著的学科。在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我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不仅要熟悉作为基础的历史、考古知识和技术，在同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的过程中，也学习了地质、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与技术，进而对考古学科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随着近二三十年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考古学科在与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技术、DNA技术的结合研究，在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各类光谱仪及三维激光扫描仪、遥感仪器等）进行测试、测绘、成像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路径与基础上还存在着思考与讨论，但跨学科研究以及学科交叉与渗透已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目前，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得到了国家的空前重视，相信在这种大背景下，考古学的发展前景一定更加辉煌。在探索人类起源与进化、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明确中华文明的特色及发展动因，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一定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特色鲜明、硕果累累的中国考古学将以更加夺目的光彩彰显于世。这也是一位老考古工作者所期盼的。
赵朝洪
二〇二三年九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