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盆地孕育出的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青铜时代的高峰。这些遗址出土的如青铜神树、人头像、金面具等一系列独具地方特色的器物，展现了一种异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面貌。然而将视野放宽至整个早期中华文明体系中就可以看到，古蜀文明的鲜明独特性并非意味着它是孤立发展的产物。四川盆地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作为“十字路口”的枢纽地位[1]，是南北向与东西向文化传播带的交汇点。虽为相对封闭的盆地单元，但该地区却通过多重孔道与周边人群保持着持续畅通的联系。古蜀地区的核心成都平原地区，西邻青藏高原边缘，穿越川西高原的山地走廊，就能与西北甘青地区乃至更远的欧亚草原地带互动。东接长江三峡，得以与长江中下游形成紧密联系。北依秦岭，依凭早期蜀道即能抵达关中[2]。南连云贵高原，沿安宁河谷等走廊便接入了早期南方丝绸之路。考古材料表明，古蜀文明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中原、长江中下游、西北乃至云贵地区之间存在广泛且持续的物质和文化联系。
古蜀文明繁盛时期，也正是中国不同区域青铜时代文明相继兴起的重要阶段。在早期中华文明交流网络初步形成的宏大背景中，古蜀社会与不同地区人群间的交流并非偶发性的、单线条的往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少量类型的物质资源交易，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互动机制。在古蜀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既包含了在基础生业生产技术方面的物质和知识传播，也包括社会对珍稀资源和产品的追逐与控制，同时更涉及艺术思想、宗教信仰和礼法传统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交融。这些交流体现在从基本日用品到高端珍贵物品的多个层面。本文拟从考古遗存入手，从多个维度梳理古蜀文明参与早期中华文明交流网络的考古学线索，并归纳其所展现出的宏观历史特征。
一 基础生活生产方式的融合
古蜀文明的对外交流首先发生在基层社会生活层面，典型表现在生业方式、陶器制作和建筑模式等基础生活领域知识的传播，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质遗存，恰恰是衡量不同区域文明之间交流深度的关键标尺。
首先，种植农业的大规模普及是古蜀文明能够兴起与繁荣的最基础性保障，而成都平原农业形态的确立正是多地区生业模式扩散与交汇的结果。三星堆、金沙遗址之所以能够涵养如此庞大的人口、支撑多种手工业生产和复杂的宗教仪式活动，根本基础乃在于这整套成熟的稻作农业提供了充足而稳定的农产品剩余。根据成都平原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桂圆桥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该遗址一期阶段的农作物以黍和粟这两种旱作谷物为主，这与川西高原的茂县营盘山等遗址的农作物构成基本一致，无疑是从甘青地区经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3]。至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作物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长江中游传入的水稻取代粟黍成为绝对的主粮。在宝墩等遗址的大植物遗存均以水稻占据绝对优势，表现出成熟的稻作农业特征[4]。进入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阶段，成都平原的生业形态已经稳定为以稻作为主体、兼有少量黍粟种植和渔猎采集的混合型农业经济[5]，使该地区融入到典型的中国南方农业体系。相似的农业生业系统，有利于古蜀先民塑造出与其他地区人群之间更为接近的生活模式、思维方式乃至于社会文化，进而促进古蜀地区与周邻其他地区人群互动时的相互理解和深度交往。
第二，日用陶器所见古蜀地区对源自中原地区陶器类型的引入。这一过程的发生不是低频次贸易的结果，而更有可能是较大规模中原人群迁入古蜀地区对基础社会生活习惯的改变。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组器类明显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其中典型代表如封口盉、高柄豆、鬶、觚和鬲等类型[6]。它们都是二里头文化陶器群的核心器类。在成都平原此前的宝墩文化中，没有明显的三足器的传统。杜金鹏在对比研究两地陶盉的形制和演变规律后指出，三星堆陶盉在二里头文化中能找到原型和完整的演变序列，而在成都平原及邻近地区无渊源可寻，因此其源头无疑在中原[7]。同时，这些器类在三星堆文化各阶段都有较多发现，表明它们在三星堆文化日常生活已经成为稳定的常用器类。这类造型复杂、不适宜长距离携带的陶器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扩散到长江上游地区，不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几件现成器物来完成的，更合理的解释是有一批掌握了这一制陶技术的人群从中原地区迁入，带来了制作和使用这类陶器的全套知识，并最终在本地区完成了陶器成品的生产[8]。
第三，在陶器之外，不同区域之间建筑技术的交流与融合，也是基层文化互动中值得重视的维度。在城墙构建方面，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阶段已出现多座史前城址，其城墙普遍采用斜坡堆筑法，层层堆土而成，这一方法在本地青铜时代继续延续，三星堆遗址的城墙即为堆土修建。而这种通过堆土而非夯筑的城墙建设方式，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城址中同样普遍存在[9]。在单体建筑方面，目前已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体量最大的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与陕西周原遗址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的格局非常接近[10]。其采用的尺度规制、使用夯土台基、建筑平面格局、使用双排柱承重夯土墙等做法，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到商代的宫殿建筑中都已有成熟应用[11]。郭明也指出，青关山建筑选址于人工堆筑高地、建筑墙体为内外包边、内部夯筑等施工习惯，则可能是南方地区为应对多雨潮湿环境、增强基础承载力而发展出的技术对策，在长江中游盘龙城的商代建筑中也有类似作法[12]。三星堆人群在青关山一号建筑的施工过程中，正是综合多地区的建筑技术传统后形成的本地建筑技术系统。在建筑配件方面，在三星堆月亮湾地点出土的陶筒瓦和槽形板瓦也反映出跨区域建筑技术的联系[13]。已有研究指出，陶瓦最早出现于龙山时期的黄土高原的陇东、关中西部和陕北一带，后在夏商文化中继续发展[14]。在宝墩时期的城址中虽有城墙、房屋基槽等遗迹，建筑多采用木骨泥墙、草拌泥等技术，但未发现屋顶覆陶瓦的线索。因此陶瓦这种配件在三星堆的出现，很有可能是西北或中原地区建筑配件生产和使用知识在夏商时期传入四川盆地的结果，而非直接的成品流通。
二 高等级手工业产品和技术的交流
青铜器、金器和玉器是古蜀文明手工业体系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类型，而这三类手工业在四川盆地的发生与发展，都表现出了古蜀先民对于外来复杂技术的吸收和内化能力。
首先，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崛起与冶金技术的传入和本地化发展密不可分，其青铜生产技术的来源很可能具有多元性[15]。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尚无本地原生的铜器生产迹象，但三星堆文化突然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并在十二桥文化中得以延续。施劲松认为，古蜀地区早期青铜技术的来源之一可能指向西北地区[16]。三星堆文化早期阶段在仓包包地点出土的铜牌饰形制与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牌饰有可比较之处，反映出与西北地区的同类器物在技术与设计方面的联系。此外，三星堆中大量使用锻造工艺制作出厚度仅0.1厘米左右的极薄铜片、铜饰。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虽形体变薄变小，但锻打技术运用更为普遍，也表明了古蜀地区工匠对铜器锻造工艺的进一步灵活运用[17]。这种青铜锻制技术的广泛运用，与欧亚草原地带更偏重锻造成型的冶金传统有着更多的共通性[18]。其传播路径也很可能是经甘青地区南下，暗示了早期冶金技术沿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下的路线。
至商代，古蜀地区的青铜手工业又受到来自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强烈影响。三星堆青铜容器的铸造技术、合金成分乃至铅同位素特征，又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例如青铜大口尊和罍这两类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都有较多发现的典型容器[19]，基本器形与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物有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大口、深腹、高圈足的形态，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等装饰母题，以及以块范法铸造的核心技术，源头均指向二里岗文化的相关器物。这些铜器而后在商文化南下的过程中扩散至长江流域，并进一步在当地发展形成了新的风格系统。例如三星堆青铜尊、罍在一系列细部特征与殷墟铜器之间存在差异[20]，如颈部不加蕉叶纹而饰以三道凸弦纹，肩上牺首往往直立于器壁外侧而非折卧于肩腹转折处，圈足普遍较高，兽面纹中有独特的乳突状装饰，且多采用四分范法。这些特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以及重庆巫山李家滩等地出土的铜尊、铜罍上同样普遍存在，这些地点恰好断续连成一条从长江下游至成都平原西端的器物分布带。张昌平推断殷墟时期在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一带，可能存在一个向外输出尊、罍类铜器的区域性铸造中心，三星堆的这类容器正可能是由此沿江西上、经多次转运抵达成都平原的[21]。铅同位素分析的证据也反映出，三星堆部分铜器的矿料与殷墟和长江中游地区属于同一高放射成因铅类型[22]，显示出原料或铜器成品在长江文化带内的广泛流通[23]。
除了接力性的物质流通外，另外一些特殊容器还反映了可能存在更长距离的直接联系，例如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月儿河发现的龙虎尊在形制、纹饰乃至尺寸上几乎完全一致[24]。这种龙虎尊的装饰图案非常特殊，未在三星堆与月儿河之间的其他任何遗址有所发现，因此分属长江上游的古蜀人群与淮河流域的人群之间可能存在着直接的物质交流。
第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黄金制品，包括金杖、金面具、金箔饰件以及太阳神鸟金饰等，种类丰富且数量可观，显示出古蜀文明对黄金的特殊重视，这与同时期中原商文化的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在夏商文化中，黄金制品非常罕见，少量用作装饰也局限于包贴小型器物，单件器物的体型都不大[25]。而三星堆的金杖、金面具则是最为核心的高等级礼器。类似于青铜生产技术，成都平原在此前的宝墩文化阶段不见任何黄金制品，三星堆阶段金器却突然大量出现且工艺成熟，这种跨越式发展暗示着外来技术体系的有力介入。中国目前发现具有准确年代和考古学背景的最早的黄金制品出土于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26]。古蜀文明对于黄金器的偏好和加工技术即很有可能与甘青地区的影响有关。同时，古蜀地区和中原商文化的金器文化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基本形态上都以金箔器为主，都采用了锤揲、包金、模压、錾刻等工艺，表明两地之间存在有关黄金器制作技术的互鉴[27]。
第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数千件玉器中，相当部分在器型、纹饰上与中原的夏商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乃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关联，典型器类包括牙璋、玉戈、玉琮和有领璧等多种类型。例如，牙璋的起源可追溯至山东龙山文化，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成为重要的礼仪用器。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牙璋，其中一部分具有斜凹弧刃、双阑出扉牙、阑间刻划平行线纹的特征，不仅在整体器形上与二里头同类器完全一致，在包括开坯、切割、扉牙雕琢、平行线刻划等制作工艺也遵循同一技术系统[28]。它们很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的产品，在后世被辗转携带进入了成都平原。
玉琮的传播同样值得重视，甚至反映出了两种具有不同源头与时代的跨文化交流现象。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与古蜀玉琮有显著差别，而与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等地发现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一致[29]。它应当是经历了长期的流转最终进入成都平原，展现出了从长江下游地区至长江上游跨越时空的物质与文化传承。与此同时，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还出土有一类方体玉琮，不分节，短射，多为素面，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的形制更为接近[30]。
有领璧环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器物，这类器物的分布在夏商时期非常广泛。这类玉器最早出现于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中，至商周时期有领璧在河南殷墟、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内蒙古大甸子、湖南宁乡、甘肃新庄坪、广东盐田乃至越南等地从中原到长江、珠江、红河流域的遗址中都有普遍性发现[31]，表明这类器物在当时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玉器形态。古蜀地区的有领璧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均有发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丰富，从素面到刻有同心圆弦纹，从矮领到高领，甚至呈现出超越中原的发展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在外缘装饰齿饰的牙璧[32]。这类形态特殊的玉璧最早起源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后逐渐扩散到河南、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区[33]，例如在殷墟妇好墓、藁城台西、沣西张家坡、罗山天湖等遗址的商周时期高等级墓葬中都有发现，而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牙璧则是此类器物在西南方向上分布最远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举的这些玉器类型，古蜀人群都不是它们最早的创制者，它们在四川地区的出现均是中原等地人群迁徙及文化辐射的结果。然而，在古蜀人群接纳了这些器物后，逐步完成了这些器物生产的本地化过程，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器物的发展，这在器物形制和使用方式两个方面均有体现。在造型设计方面，除了保留中原式璋、戈原有的整体宏观设计外，三星堆人又设计出了对刃型端刃、鱼形璋等一系列不见于其他地区的新形态。古蜀人群还在戈、璋、玉琮等器物表面进行刻纹装饰，如在玉琮表面描绘在古蜀人自然崇拜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神树形象[34]。在材质上，古蜀人群还将牙璋形象扩展到了青铜以及黄金制品上。在实际使用方式上，古蜀人群除了将牙璋作为仪式活动中持握礼拜的法器外，还将牙璋装饰于人们的服饰上，例如三星堆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的持鸟人像，其长袍下摆就装饰有两周牙璋[35]。这表明古蜀人群对这些玉器的接受经历了从直接获取成品，到本土仿制的过程再到创新开发的过程。可以说，古蜀文明将在中原、西北、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中华玉器体系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三 稀有资源的中转枢纽
中国西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气候和环境背景，会产出许多中原、西北等温带地区不易获得的稀有资源。同时，西南地区又可通过横断山地之间的怒江、澜沧江等河谷连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成都平原是整个西南地区面积最大、最靠近中原地区的平原区，处于此地的古蜀文明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早期交流网络来说，又扮演了重要资源的中转枢纽角色，成为中原、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获取来自云贵乃至印度洋地区资源的关键性节点。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出土了大量海贝和象牙，反映出古蜀文明的对外交流范围已经延伸至南方热带地区。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主要是货贝、环纹货贝，其自然分布范围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至西南太平洋的热带海域[36]。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青铜容器内，就往往盛装有大量的海贝，例如仅三星堆二号坑中就出土约4600枚[37]。此外，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的海贝大多数背部被磨平穿孔，与殷墟贵族墓中随葬的海贝加工方式和使用习惯相同。在中原等地，海贝一方面被作为异域色彩的装饰品，用于项链、珠串等配饰上，同时也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使用。在商周时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中都提到了贵族向下级赏赐贝币并制作青铜器的记载，而对于中原人群来说，他们也需要确保自身能够获得充足的贝币来源。相比之下，同样靠近临近热带海洋地区的岭南地区发现的海贝数量却极为有限，因此在商周时期在中国流通的海贝的主要来源可能为印度洋地区，而非东南亚沿海地区。近年来在云南通海兴义遗址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遗存中就发现了这种货贝，年代与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接近[38]。这些发现也为进一步串联起从印度沿岸起，经云南至四川盆地的海贝运输路线的中继环节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这条路线也可能是云南、东南亚、南亚地区象牙原料向北运输的通道。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储存、加工象牙的情况，例如在三星堆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数量就达到700余根[39]。由于亚洲象的象牙只生长于成年雄性个体上，因此这些象牙所代表的被猎杀的象群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虽然在三星堆一号坑中也发现了象的臼齿[40]，暗示部分象牙可能来自于距离三星堆不太远的区域。不过这些臼齿的数量非常有限，相比于同样出土于祭祀坑的巨量大象獠牙不成比例，四川盆地内的象群很可能无法支撑起如此规模的供应量。因此，很有可能古蜀地区所发现的不少象牙产自云南等更加遥远的热带地区。近期在陕北地区发现的李家崖文化瓦窑沟商代大墓中也出土了象牙器[41]。该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即使在商代也不可能有野生象群资源。因此如李家崖文化乃至商王朝等这样的北方人群对象牙、海贝等热带资源的需求，很有可能就是依赖于古蜀地区的转运，这也可以勾勒出一条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致轮廓。在这些稀有资源的长距离流动过程中，古蜀地区实际上更是扮演了早期中国交流网络中其他地区连通西南乃至域外经济和文化区的重要接口角色。
四 礼制观念与宗教信仰的互动
古蜀文明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不仅停留在物质与技术层面，更深入到了精神信仰与政治制度的内核。前述的青铜器、玉器等器物，其中不少都是用于与礼仪、宗教活动相关的场景之中的，是人们有关世界观、宗教观、身份和权力等社会组织架构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物质载体。从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相关遗存所反映出的古蜀文明的礼仪和宗教特征，显示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本地传统信仰体系的交融，从而构成了一幅多源头宗教思想和礼乐制度相互借鉴的复杂图景。
首先，来自中原夏商文明的礼仪制度，构成了古蜀文明社会宗教与仪式形态的基础因素。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青铜礼器，除了本身就源于中原地区的尊、罍、瓿、盘等容器，即使是在具有鲜明本地造型特色的青铜器上，也反映出了纹饰主题、宗教观念和审美情趣的跨区域共鸣。对于外来青铜礼器的利用，古蜀文明灵活地融入了自身的认知和价值体系。在三星堆出土的倒立撑罍鸟足神像、顶尊骑兽人像等多件大型青铜器[42]，其核心特征就是将本地传统的青铜人像、神兽形象与外来风格的尊罍等礼容器通过焊接方式进行了组合。这种组合不是简单的对于器物规模的扩充，而是反映出对中原源头青铜礼器本体和使用的重视。在这些器物中多有表现人们头顶铜尊的模式，这也必然是在真实的祭祀活动场景反复发生的情况。在古蜀社会所举行的重大仪式中，这些青铜礼器不仅仅是装饰物，更是盛装奉献给神灵贡物的高贵用具。这表明古蜀的统治阶层不仅吸纳了这些青铜器的外在物质形态，也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利用相似的物质形式构建一种与中原商王朝并行甚至对话的政治体系。
除单件青铜器的形态特征之外，雷兴山等从器用组合的角度观察，注意到三星堆青铜器存在同形、列器等现象。其中，在器用组合上的同形方式与商文化相关，而列器现象则可能反映了夏代礼制传统[43]。这种礼制元素的混合，也展示了古蜀文明的多元来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古蜀文明在接受外来青铜礼器时展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虽然当地接受了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尊、罍、瓿等盛酒器，却几乎不见中原中核心的鼎、簋、爵等食器。这意味着，古蜀社会并不全盘照搬中原的礼仪制度，而是根据自身的宗教观念和社会需求进行重新选择，而后在吸收多元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礼仪规范。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玉璋、玉戈，虽然在形制上有所变异，但其作为礼仪用玉的功能，显然是受到了二里头及商文化玉礼制的影响。这些礼器并非一般的装饰品或工具，而是与特定祭祀活动相联系的礼仪用器，其使用蕴含着一套与宇宙观、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观念体系。古蜀文化发现的大量玉牙璋和玉戈，标志着古蜀文明在政治制度上开始向中原礼制靠拢[44]。此外，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都出土了形态较成熟的石磬，与中原地区大型石磬具有很强的相似性[45]。它们的发现共同表明至少在晚商时期，古蜀地区的重大仪式性活动中确实已存在使用大型礼乐器的传统，也反映出中原系礼乐制度在晚商时期向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综合古蜀文明青铜礼器和玉礼器，它们是古蜀国家公共宗教仪式活动的权力道具。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宗教传统在四川地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器物贸易或零散的技术借鉴，而是中原宗教思想和制度的系统性文化内化。
第二，古蜀文明中的思想体系中继承了长江流域普遍流传的神巫文化传统。徐良高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角度出发，提到长江流域普遍存在一种以“神人像”为核心的宗教传统[46]。这些神像往往头戴羽冠、具有夸张的眼睛或獠牙，表现的是巫师或神祇的形象。王方也指出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风格包括眼部特征、冠式、耳饰等，可以在石家河文化的玉雕人像中找到原型[47]。二者虽然在材质方面有玉铜之别，但在如眼睛的形态、鼻子的高耸线条、嘴部的轮廓等五官特征方面拥有极高的相似性。至商周时期，神人像在新干大洋洲的青铜神像、宁乡人面铜鼎、叶家山双面神像辕饰等器物中都有所表现。同时，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圆雕作品，在风格与造型意象上与石家河文化的小型陶塑及玉质人像也有相通之处，它们很可能是作为仪式场所中具有护佑或驱邪功能的神灵像而被设置的。这些带有浓重宗教意味的人与动物的塑像类器物，共同反映出在长江流域存在一个跨越时空的神巫文化圈。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各区域文明通过祭祀仪式、巫术观念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共享的精神文化空间，甚至进一步延续到了后来的楚文化之中。
五 总结
综合上述各方面具体的考古学线索，可以将古蜀地区与早期中国其他地理单元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特质归纳为至少以下四点。
第一，交流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四川盆地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与物质交流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连绵不断。这种交流不是随机的、偶发的，也不是当四川盆地进入国家形态社会后才突然发生的。自宝墩时期开始盆地内的居民就开始接触不同地区的产品、技术、知识和宗教体系。四川盆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的多元文化汇聚之地的角色，为青铜时代古蜀文明的崛起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第二，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具有多层次性。从日常生活用品到高等级珍贵物品，从物质实体到知识技术乃至精神理念，古蜀文明在多个层面上与外界保持着互动。这种交流既不同于简单的物品贸易，也不同于单方面的文化征服或同化，而是一种复杂的双向或多向的文化对流。
第三，交流的方式和途径具有多样性。既包括物品流通，也必然伴随着动态的人员流动。特别是特定类型陶器风格的传入、冶金技术的扩散、青铜与玉礼器使用方式的传播，单靠物品的远距离流通是难以达成效果的。这背后应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工匠、巫祝、贵族，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族群，从不同方向迁入成都平原，物质遗存中呈现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迁徙的物质投射。
第四，古蜀文明与外界的交流具有主动性与创新性。古蜀文明在早期中华文明交流网络中的角色，不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和固化的传统维持者，而是文化再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古蜀文明在接受外来影响时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无论是对青铜容器使用模式的进一步开发，还是对牙璋形制从模仿到创新的演变，抑或是对神巫文化的本地化表达，古蜀人群都根据自身的社会需求、宗教信仰和审美取向，对外来文化元素进行甄别、选择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古蜀文明面貌。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2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学术工程项目“三星堆-金沙遗址铜器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SCJJ25Z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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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秦小丽：《绿松石、海贝与红玛瑙——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地域间交流》，《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3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41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通海兴义遗址发掘》，《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第8版。
[3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新发现》，《文物》2024年第9期。
[4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50页。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瓦窑沟商代墓地M2、M3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11期。
[42] 同[35]。
[43] 雷兴山等：《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44] 朱乃诚：《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
[4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出土石磬》，《四川文物》2022年第4期。
[46] 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考古》2014年第9期。
[47] 王方：《从石家河玉器看长江中游玉文化对古蜀青铜文明的影响》，《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