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先行，科学规划，保护为主——探索考古资产保护利用的新思路

发布时间：2015-10-16 17:29:24  来源：中国考古网  浏览量：59  【字体：大 中 小】

　　为期两天的考古资产保护利用盘龙城论坛于10月10日上午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来自38家考古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文博单位的6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十几位学者围绕田野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考古、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的理念与措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管理、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考古资产保护的宣教和奖励机制六大主题进行专题演讲。学者们从不同的个案出发，层层解读考古资产保护的核心理念，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
　　
　　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馆长万琳女士介绍了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展示工程的方法。首先是真实性:保存遗址原始的遗迹现象，如道路、城垣等；保留原有植被；突出商文化特征，注重和周边道路的相互衔接，在大的空间尺度得以认识盘龙城整体面貌。第二是科学性：保护工程的设计以田野工作为基础佐以考古钻探结果；考古工作是引领，是实施保护工作的基础；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做顾问，为保护设计提供技术支撑；凝心聚力是保障。第三是把目标瞄准世界文化遗产，把盘龙城遗址的保护放到世界范围的大视野下考虑。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先生介绍了枣阳郭家庙遗址的发现和保护。郭家庙遗址自2002年发掘以来取得丰硕成果，发现的曾国墓地弥补了西周到战国时期曾国历史的缺环。郭家庙遗址与周围忠义寨城址、周台遗址构成了曾国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这一时期城址、居住遗址和墓葬的完整布局，城址在水之北、墓葬在城址西北方的特点与同时期的诸侯国都城布局特征相似。出土的精美漆器、乐器、最早的墨的实物填补了多项空白；墓内出土弓、矰矢、缴线轴的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多年来他们在遗址保护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注重遗址内部整体性的保护。
洛阳市文物局局长余杰介绍了洛阳大遗址保护和展示的成就。面对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城乡区的开发，洛阳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大遗址保护。坚持保护为主，规划先行，有效解决大遗址保护和城乡发展空间的问题，建立健全大遗址保护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建设，加大投入。先后建设系列遗址生态公园、对一些企业进行拆迁、建立文投集团等；保障遗产保护的用地，协调1500亩土地用于汉魏故城遗址的保护利用；在城乡建设中重视大遗址保护，坚持城乡建设为大遗址保护让路；加大遗址周边环境的整治，累计拆除不协调建筑物15万平米，实施了一大批大遗址保护工程；坚持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共享大遗址保护成果，打造万亩遗址公园；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大局的理念；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全面彰显文化遗产的魅力和内涵，为人类共同拥有的大遗址的保护和传承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介绍了盘龙城遗址的世界文化遗产意义以及长江流域青铜时代遗址打包“申遗”的设想，勾画了“苍烟古巷”的魅力场景。他认为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势力南下，带来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开启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时代。学者认为盘龙城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起点。如何从全球世界文化遗产的视野下考量盘龙城遗址，唐先生进行了层层解读，从铜禄山、盘龙城到三星堆，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遗址群已初见端倪。中原地区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创新，还有礼制和信仰，这些外来因素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文明状态。以新的载体为背景，促成长江流域帝国文明的形成。他对比研究了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部分青铜器，认为长江流域的青铜铙、青铜尊等器物在规格上都大于中原地区。当铸铜技术传到长江流域，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文化生态。青铜礼器与信仰及生活传统结合，留下了重要证据，系本土文明拥抱接纳外地文明的早期例证，参与并促进了中国古帝国文明的形成。唐际根先生认为对长江流域的考古资产的保护应该遵循学术先行的理念，发掘考古资产的价值，统一标准，做本体保护、展示和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研究员对唐际根先生的演讲做出呼应，他肯定了长江流域遗产保护的意义。长江流域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保护利用的价值。他认为盘龙城是古代青铜文明的发源地，商是长江古代文明的勃兴期，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有相当完好的遗产形态；盘龙城、三星堆等重要遗址有良好的经济基础，遗产保护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介绍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石峁遗址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石峁石城保存完好，气势巍峨，内城210万平米，内外城墙蜿蜒10公里，可见当时建城工程浩大；石城结构分内、外瓮城、马面、北墩台、南墩台、曲尺形门道等；在城墙发现的祭祀遗迹以及祭坛、墓葬的发现，使石峁石城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东门附近发现精美玉器映射了此城址的规格；通过多学科研究可知石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也占相当大比例。目前石峁遗址的保护已经开始启动概念规划，建设规划也在设计中；遗址的保护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此庞大的古城，如何更好地开放式展示利用，也已经提上日程；当地政府重视，已经将其列入大遗址保护，投入7400多万用于遗址征地、拆迁、保护等；《石峁遗址保护规划》于6月8日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石峁遗址管委会9月18日成立，目前《石峁遗址建设规划》正在进行编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通过实例强调了考古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考古类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保护规划中，考古人和机构被边缘化，这极其不利于文物保护。考古类遗存的特殊性、专业性决定了其保护工作必须以考古机构、考古专家为主体。高先生还强调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理念和实践。他认为考古本身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不矛盾；只有保护和研究结合才能最大化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他以乐山大佛保、渠县汉阙等考古资产的保护规划为例，阐述了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的完美结合。乐山大佛保护规划时就和景区考古调查相结合，通过对大佛三维扫描，对大佛身上孔洞进行细致的研究；在渠县汉阙保护规划及“解码汉时阙”展览中，通过考古勘探，找到了神道、墓地、汉阙基址等众多遗迹现象，将保护范围扩大40倍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介绍了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河桥遗址的保护困境。文献记载有三座渭河桥，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渭河遗址调查和发掘，目前已经发现5座桥，发现不同时期的木构桥身、木桩及石质桥墩、底座；发现地中海形制的木船，说明当时和古罗马地区造船技术的沟通和交流。渭河桥被认为是汉长安城丝绸之路的起点；其发掘和钻探成果为研究渭河河道的变化提供了依据。渭河桥的保护也面临诸多问题。渭河改道，使盗挖河床严重，数次发掘均为抢救性发掘；大型木质材料的保护以及不同材质木材的保护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桥群在汉长安城保护区之外，没有保护级别；西安高铁维修部门的停车场项目在渭河桥范围内。虽然如此，渭河桥的保护已经被提上日程，如发掘后及时回填；调整汉长安城保护规划，将渭河桥列入范围内；确定渭河桥保护级别；调整和协调高铁停车场项目等等。其他渭河桥的发掘保护也迫在眉睫。
   
　　最后刘瑞指出，渭河桥是新发现的大型遗址，其发现地点有渭河中、渭河故道两种状况，位于渭河中的桥梁保存较好，但破坏威胁不容忽视，位于渭河故道中的桥梁一方面受盗挖河沙而被破坏的风险甚大，一方面已发现桥梁的保护更是一个迫切的难题。划定保护范围，严格控制区域建设，长远看可将其整体保护，但程序复杂漫长。发掘区内择点建设古桥遗址博物馆的条件基本成熟，但立项经费仍需时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宏刚以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M3出土银器的保护修复为例做了出土脆弱银器的腐蚀成因与保护修复技术的初步研究。M3墓男、女室棺椁之间共出土银器26件。这批出土的银器表面色泽均发生变化，大多表面附着一层灰白色锈蚀层，且有部分银器呈灰黑色，而且局部酥粉、矿化严重，银器焊接处的锈蚀呈堆积状。修复团队先对出土银器进行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离子色谱等科学测试分析后，又对银器进行了前期实验，最终确定高温退火热处理、梯队焊药、助溶剂及焊接的技术路线，有的放矢，对不同银器采取不同的修复保护方法。杨氏M3保护修复是保护修护理念、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传统细金工艺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存信副研究介绍了遵义宋代土司杨价夫妇墓的实验室考古的收获。杨价夫妇墓的发掘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为完整提取墓葬信息及尽可能留存可视性实物，社科院考古所文物修复团队在工地现场对部分出土遗迹遗物采取应急处置保护措施。随之对两座墓葬进行了整体套箱包装，将两个墓葬运输至社科院考古所，2014年10月开始对墓葬实施实验室考古操作程序。通过细致的清理、修复和保护，获得若干不同材质的珍贵实物资料，积累丰富了西南地区宋时期出土的脆弱质遗迹遗物的处理方法和保护经验。在保护和保存所有脆弱质遗迹遗物现象的同时，重点研究木棺的原始外观形制和内部结构，探索实验室考古的方法和程序，为实验室考古理论与实践的完善奠定基础。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介绍了山东大学的实验室考古学科建设。他介绍了山东大学实验室考古学科的设立过程，阐述了实验室考古的重要意义，认为实验考古带来了考古学和文物保护学的深度融合。方先生还介绍了山东大学申办第22界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过程，从大会议题可以看出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讨论的题目都和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还设立专门的考古学章丘分会，这些都表明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分量和地位。从不同国家学者的谈话和讨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已经可以和世界学术界比肩，平等对话。实验室考古带来的学科的融合，包括考古资产概念的提出，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考古学及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介绍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的几个阶段。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良渚遗址从单一的遗址发展到遗址群与聚落，有一个通过数次发掘逐渐被认知的过程，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史前文化。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130多个遗址点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功能布局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视野，开启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起点，为良渚遗址的保护和规划提供了科学有利的依据。但是，在我们不断为良渚新发现欣喜的同时遗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上升。刘斌先生认为良渚遗址群的保护首先要对大遗址所在地的地理单元有正确把握与完整性认识；要正确认识良渚文化的价值；考古工作和认识的全面深入是大遗址保护的前提。通过考古发现和宣传，大大提高了良渚遗址的知名度，加强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保护意识。经过十几年磨合，2014年《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终于通过。
　论坛上还宣读了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遗址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书。参加此次“考古资产保护利用盘龙城论坛”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发布的<世界遗产宪章实施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rtion), 盘龙城、三星堆、吴城等遗址已经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学术基础，适合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呼吁遗址所在省、市各级部门进一步提高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水平，促进诸遗址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指导委员会主任杜金鹏提出创立考古资产保护奖励机制的倡议。2014年8月，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指导委员会在内蒙呼伦贝尔召开成立大会，会议代表提议中国考古学会举办“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奖活动，旨在鼓励在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建议奖项名称为“金鼎奖”。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也就这个奖项的设置进行过讨论。杜金鹏先生起草了设立奖项的建议报告，草拟了奖项的类别、评选范围、评选办法、组织领导和程序及实施细则、监督机制等。并在大会上宣读与讨论。此倡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经过各方努力，此奖项有望在明年开始实施。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做大会总结。“考古资产”概念的提出已经被广泛认同，尤其是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所长和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女士，分别从各自所在行业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从考古遗产到考古资产的转变，杜金鹏老师的文章里做了很好的回答；本次论坛增加了大家对考古资产的共识，并且对未来如何在考古遗产保护和规划当中能够更有效的考虑到行业以外的公众的需求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在大辛庄的主持发掘的经历，进一步谈了对考古资产的认识；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王铮副处长从管理者的角度谈到了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产的关系；这次大会促使了大遗址保护这一理念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度结合，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将来这种理念会成为论坛或座谈会的一个新常态；此次论坛对考古遗产保护的理论有所涉猎，包括真实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这是一个老的话题，但真正要做到并不容易。高大伦老师提到的考古人考古机构如何在考古遗产中起到主导作用，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可以说这代表了考古人的心声。这次论坛的所涉及到的案例几乎都是有考古人来做前期基础资料，从勘探、发掘到完整的学术研究。有几位学者提到并高度关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提出“打包”申遗的倡议。最后，本次论坛涉及到的有关文化遗产教育的讨论并不多，但也应该引起高等院校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在教育教学中体现还值得我们日后更多的思考。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李化元致闭幕辞。对主办方的努力和参会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盘龙城论坛的召开为考古资产保护利用的开拓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次论坛是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技术保护协会一次有益的、示范性的合作交流；论坛展示研究成果、设计学科建设、规划遗址保护、探索多学科融合，这样的学术氛围是值得肯定的。
   
　　此次学术研讨会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在考古资产保护利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考古资产保护利用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一些遗产保护方面的新思路和新尝试为今后的工作开拓了新的方向。
   
　　考古资产保护奖励机制的倡议如果能够通过，必将会对今后考古资产保护利用的开展和深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