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借鉴——早期文明的对话

发布时间：2015-4-24 22:22:45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浏览量：170  【字体：大 中 小】

　　当代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文明起源已经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领域，如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持的“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至于2002年开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以规模宏大、涉及领域广泛而全面、研究技术既经典又高新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发展的必然结果。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认为：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括来说，经过了定性（性质的判断）研究——一般过程的研究——具体社会的个案研究以及个案间的比较研究几个阶段。研究形式有从研究者个人行为逐渐过渡到集体行为的趋势。”

　　同样的道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需要有全球的视野，需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近日，由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主办的“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危地马拉等国的学者，以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玛雅五个早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为主题展开讨论。其中，国外学者不乏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有些观点也颇为新颖，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本报特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介绍给读者。

　　早期文明的“国”与“野”

　　在考古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由于受到19世纪“进化论”观点的影响，过分强调以城市的兴起、文字的发明、早期国家的建立、大型纪念性建筑、商品贸易或手工业专业化作为判断文明进程的标志性特征。因此，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这些特征而被认为是“去文明的”或“非文明的”。

　　伦敦大学教授Michael Rowlands通过对传统意义上的非文明地区的考察，对早期文明的普遍性定义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全球大多区域的文化传统和特征，将这些地区排除在世界文明史之外。早期都市化文明，包括埃及、两河、印度河与中国，都非常重视从周边地区获得资源，包括金属、玉石、象牙或香料等，通常会利用军事手段并在内部通过文字系统这种工具控制大量的劳动力。Rowlands认为，城市革命的根本在于资源掠夺。

　　在全球视野下，其他地区的文化表现和成就不应该仅仅被当成对这几大古文明发展的回应和影响，而应该作为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化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从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岛，每个地区的新石器传统都支持了人口增长、礼仪和艺术传统的发展。从长距离的视角看，非洲和南亚之间对谷物、香料和黑曜石长达上千公里的交换和贸易，实际上也包含了交织其中的文化成就的交流，比如舞蹈、音乐、宇宙观等等。Rowlands指出，那些所谓的文明发源地，实际上才是空间距离上远离这些资源的“边缘”地区，才需要通过发展暴力和等级制度来产生所谓的“青铜文明”，因为这些今天所谓的文明中心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资源讲是被边缘化的。

　　精耕细作与灌溉工程VS扩大耕地与农业多样化
——旧大陆文明世界的农业基础比较

　　过去，学者一般认为农业精细化以及灌溉工程的出现是文明起源或者城市化产生的重要因素。伦敦大学的傅稻镰（Dorian Fuller）教授对四个旧大陆城市文明起源地的农业发展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是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两河流域。考古证据显示，恐怕除了两河流域，这样的假说都难以成立。

　　农业精细化是指在单位面积内投入额外劳力的一种农业发展策略。实际从考古学上看到的更多是通过农业用地的扩大来增加农业产量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在中国北方，有证据表明是通过焚烧或砍伐森林的方式获得更多耕地，也通过与周边农业聚落的争夺来获得新的耕地。

　　同时，在中国北方和印度河流域，从新石器早期到城市文明的形成阶段，都伴随着农业多样化的发展过程：比如在印度河流域的主要作物组合有印度小米、豆类和芝麻；而中国北方逐步发展了粟和黍之外的大豆、大麻、水稻以及稍晚的小麦经济。另一类农业多样化在四大文明起源地都出现，那就是对生长期较长的木本水果和藤蔓类植物资源的利用，比如两河流域的葡萄和橄榄、印度河流域的葡萄和椰枣、中国地区的桃、枣和桑树等等。对果树类经济的发展标志着一种新的利用和投入，因为不同于一年生的禾本科谷物，大部分果树类需要经过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投入才能获得收成。农业多样化也包括了植物纤维和纺织业的发展，在埃及是亚麻，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印度的棉花和两河的羊毛制品，而中国是大麻和丝织品（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桑树的种植管理）等等。这类农业多样化非常重要，因为对土地的利用已经从单纯为了生业而扩展到了手工业生产，这也促进了对农业用地扩张的需求。

　　通过对上述农业变化共生关系的分析，傅稻镰总结认为，两河流域在旧大陆四大文明中更像是一个特例，反而是中国、埃及、印度河等地区农业变化发展的特征更为接近。这也说明，过去根据两河地区研究所获得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相关结论和理论可能是有误导性的。每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都有各自发展农业提高产量以应对不同社会文明化需求的农业发展途径。

来自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启示

　　国家的出现≠文明的形成
——埃及王朝国家的建立与新石器文明的终结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国家”与“文明”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国家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是同一过程。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David Wengrow教授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在古埃及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文明，而5000年前埃及王朝国家的建立反倒是这种文明的崩溃过程。

　　古埃及的“新石器文明”

　　在新石器时代的尼罗河谷，文化融合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这里的早期游牧群体，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文明创造者。尼罗河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致性，比如动物的驯化在不同遗址中非常一致。而且这一时期埃及的遗存表现出具有一定的礼制现象。更不用提这一时期精美的石质容器了，这些石质容器在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岛还被循环使用并加以模仿。

　　国家的形成与文明的毁灭

　　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及早期王朝的形成时期，很多技术和知识明显在退化和丢失，文化视野也变得狭窄。典型的是石质容器制造技术的退步，和中国在铜器出现以后精美陶器的“失宠”所不同的是，这一技术依然被上层社会所重视，但技术本身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文明的形成在这里似乎不应当被视为与早期国家出现并行的进程。

　　5000多年前的城市规划——希拉孔波利斯的景观改造

　　古埃及国家出现之前的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800～3100年），尼罗河谷的发展轨迹为其后的埃及王国奠定了基础。Naqada文化是这一时期埃及中部阿比多斯（Abydos）地区的主流文化，遍布尼罗河谷地区，在其分布范围内至少建有三个大型都邑。位于古代Nekhen地区的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遗址是其中保存下来的面积最大的古城。大英博物馆早期埃及部研究员Renée Friedman女士是该大型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她介绍了近20年来对该遗址的持续发掘，让我们对这个前王朝时期都城的功能及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首次在国内系统介绍该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和其他早期城市自然发展的情况不同，希拉孔波利斯在其建立之初就有了详细的规划布局，以配合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当地人口、生业与手工业的持续增长。尽管所在地的农业发展潜力一般，但城市选址巧妙地位于控制努比亚南部的贸易交流和东西部沙漠之间的资源开采和流通的枢纽地带。不同的原料在该遗址被加工成奢侈品。

　　遗址最早的遗存是贵族墓地，外围还曾经有栅栏和围墙，不少墓葬还曾有建筑存在，房址持续使用时间较长，有的上面还有壁画，展现了较为复杂的景观，这种现象表明一种长远的规划。墓地有殉人，也随葬有牛、羊、狒狒、鳄鱼等动物，甚至发现了河马和大象的遗骸。此外还发现了一个特殊聚落，用来大规模生产祭祀仪式所需的啤酒、肉类和陶器。

　　希拉孔波利斯可能并非当时唯一与权贵阶层直接相关的城市，只是该遗址良好的保存情况使得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这样的大型都邑在埃及前王朝时期与国家形成阶段的演进模式。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化进程

　　人口和商品的输入——早期城市扩张的一个动力来源

　　城市总是吸引人迁入的地方，现代如此，古代也不例外。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uillermo Algaze教授结合其25年来对两河流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扩张可以从经济领域找到一些认识，或许这是一个“输入替代”的过程，即某种商品被输入城市，再从简单的商品输入发展到本地加工，从而引起人口的扩张。显著的例子就是羊毛取代亚麻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纺织材料，并引起了本地工业转变的集群效应，从而在各种原料的生产和流通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类似的例子还有外来石料的传入导致本地制石工业的改变。这为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城市在千年中的不均衡发展提供了解释。

　　水路贸易与文明化进程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高级讲师Robert Carter对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水路运输与贸易进行了分析。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6000～5000年）的海上贸易在欧贝德（Ubaid Period）与之后的乌鲁克时期扩张，并导致了包括陶器和建筑在内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社会的变革。这种变化开始于伊拉克南部，在西亚的很大地区内展开，水陆交通的便利加速了这种变化。不同的需求和贸易交换物的差异，必然造成某些物品的定向流动。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器被运输到波斯湾用以交换珍珠与贝壳，甚至有可能包括椰枣等农牧产品。伊拉克北部的沥青也通过河运传播到波斯湾地区。贸易为不同地区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和外来产品，由此展现出财富和权力。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城市扩张带来了北部地区的发展与联系的增多，而与波斯湾间的联系相应有所减弱。公元前三千纪，金属贸易大规模开展，王室和宗教领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产自阿曼的铜可以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乌鲁克。在这一时期，波斯湾的东南部可能是乌鲁克时期对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前哨，海运连接了印度次大陆和阿拉伯海，方形砝码、肉红石燧、象牙梳等从印度交易到了阿拉伯世界。长途海运为乌尔王朝和远方世界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这些贸易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化和文明化。

　　（本版所用图文由Michael Rowlands教授、傅稻镰教授、David Wengrow教授、Renée Friedman女士、Guillermo Algaze教授和Robert Carter博士提供，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翻译整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河南公布“五大考古新发现”

发布时间：2015-4-24 22:21:16  来源：郑州晚报  浏览量：98  【字体：大 中 小】

河南公布“五大考古新发现”
戚城龙山时代城址、东赵遗址、西汉木椁墓、东堂遗址、回洛仓与黎阳仓遗址
 

　　昨日，“2014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濮阳戚城龙山时代城址、郑州东赵遗址、南阳市百里奚路西汉木椁墓、汉魏洛阳城太极殿东堂遗址、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遗址五项考古新发现入选。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介绍，此次入选的五项考古项目，涵盖了史前、夏商、周、汉及隋唐历史时期。其中，郑州东赵遗址、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遗址还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戚城龙山时代城址与舜帝的年代相吻合

　　戚城遗址是濮阳地区首座经过考古发掘证实了的龙山时代城址。该城址周围环绕有蒯聩台遗址、金桥遗址、马庄遗址、铁丘遗址等龙山时代遗址。戚城龙山时代城址应为周围小聚落所环绕的较高级别的大的中心性聚落。

　　戚城龙山城址的时代与上古五帝时代舜帝的年代相吻合。据文献记载，濮阳一带属于舜帝的活动区域。与舜帝相关的“顿丘”、“传虚”、“负夏”等皆为今濮阳境及其周边一带的古地名。对此古地名详加甄别、推敲和研究，有助于推动戚城龙山时代城址的深入研究，也体现了该城址在探讨文明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东赵遗址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

　　郑州东赵遗址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确认存有大、中、小三座城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小城为郑州地区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砦期城址，对解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会有极大帮助。中城是为数不多的二里头时期城址，大城年代为东周战国时期。东赵遗址内涵丰富，如所发现的卜骨坑，中城南墙基槽内发现的孩童骨骸，在同时期其他遗址中也未见。遗址南部发现商代早期大型建筑遗迹，推断为商代早期郑州商城西部一处重要聚落。

　　东赵遗址包含从龙山到东周多个时代，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无论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抑或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都可提供新的材料及视角。

　　西汉木椁墓在省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

　　南阳市百里奚路西汉木椁墓发掘墓葬12座，均为西汉时期土坑墓。其中M10、M12东西相邻，墓形、方向相同，虽经盗扰仍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M12的墓主人应为一个封秩千石或以上的地方官吏。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初步判断两墓的时代均为西汉早期。M12棺椁保存基本完好，特别是外棺保存较好，棺体刷有黑漆，并施有彩绘。在河南省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具有珍贵的史料及艺术价值，其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原地区汉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及随葬习俗、埋葬制度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东堂遗址揭示古代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制度

　　东堂遗址位于汉魏洛阳城宫城内中部偏西北处。太极殿是由东西两侧的东堂、西堂和居中的主殿为主，三座主体建筑的占地面积8000余平方米，外围以回廊等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一组规划大型建筑群，是汉魏洛阳城乃至于中国古代建筑体量最大的建筑群之一。

　　太极殿和东堂的发掘，展现了2至6世纪中国最高政治权利空间的建筑形态，对于汉魏洛阳城遗址的研究乃至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由此开启的太极殿制度，更成为古代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远播日、韩等国家。

　　这两处遗址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回洛仓遗址和黎阳仓遗址代表了隋代不同类型的大型国有粮仓，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完备时期的特大型官仓概貌、储粮技术水平及储粮种类，对于研究和复原隋代大型粮食仓储全过程具有极大价值。

　　两处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目前，两处仓储遗址考古公园建设也在同时进行。（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在湖南永顺成立

发布时间：2015-4-24 22:16:41  作者：于龙成 李说  来源：中国考古网  浏览量：112  【字体：大 中 小】

　　2015年4月22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湖南永顺召开。原中国文物协会理事长陆寿麟先生作为成立大会的主持人和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代表介绍了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和必要性，并宣布同意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立，并表示诚挚的支持和祝贺，同时也对“专委会”未来工作中将要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的梁宏刚研究员受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李焕元先生委托，宣读李先生为“专委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发来的致辞。

　　梁宏刚研究员宣读了《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草案》）。与会人员就章程中所谈到的相关内容给予了修改和指导性建议，“专委会”将在充分征求大家意见建议基础上对《章程草案》做进一步的修改，待上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批准后再定稿执行。在组织机构上，本次大会明确了杜金鹏任主任委员，王浩天、梁宏刚分别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并将就相关组织机构的推荐名单，在征求各方意见并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批准后正式建立。

　　成立大会最后，杜金鹏先生做了总结性发言，代表“专委会”感谢与会嘉宾的支持，并表示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与考古指导委员会将共同携手、精诚合作，希望各方同仁能够积极加入到委员会之中，共同投入到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保护事业中来，为文物保护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