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2015-4-14 9:05:31  作者：马欢欢  来源：中国考古网  浏览量：234  【字体：大 中 小】

　　4月6日，由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联合主办的“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如期举行，研究世界五大早期文明的中外考古学专家齐聚一堂，将展开为期三天的演讲和讨论。本次会议围绕着世界早期文明研究的最新进程，设有六大议题，分别是中国考古学界对早期文明的探索和认识（1985-2015），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态，文字起源及其作用，景观、农业、手工业生产与贸易，全球视野下的早期文明比较研究一和二。

议题一：中国考古学界对早期文明的探索和认识（1985-2015）

　　4月6日上午，四位中国考古学专家就此议题分别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为我们展示了有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最新发现。

　　时任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的李伯谦教授进行了会议开场致辞，并以“中国考古学界对早期文明的探索和认识”为题进行演讲，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区系复杂，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研究需要在区系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基础上进行。他认为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进程并不是简单线性的，学界初步形成的共识有：1.中国文明经历了古国（酋邦）—方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2.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是“多元一体”的模式；3.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既经历过繁盛，也经历过衰落，甚至局部的消亡，但从整体上看是一脉相承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以“良渚文化、良渚古城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为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他介绍了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及其代表的良渚文明，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时代。他认为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是国内同时期最大的古城。城内外功能布局清晰，城墙与城内宫殿区及外围治水体系的工程浩大，是社会文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研究员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中心，探讨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格局的形成。他认为公元前2800-1800年之间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走向早期城市化和早期国家的一系列过程，由于聚落规模差异增大，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强烈，环壕等城防设施成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石峁遗址的出现正是说明了中国北方早期城市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行为和军事设防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则以“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在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从众多小型政治实体并存竞立到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最早的可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对东亚其他青铜文化影响巨大，并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

议题二：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态

　　4月6日下午，共有七位中外考古学家就该议题进行了演讲。

　　伦敦大学学院David Wengrow教授以“埃及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崩溃”为题，展示了他观察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独特视角。他提出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三千年前古埃及王朝国家的巩固，具有空前的文化创造力，出现了官方书写文字、农业快速改革、大型纪念性建筑建立等，但是从手工业和贸易层面看，埃及王朝国家的产生其实是对此前文明模式的瓦解，造成了技术知识的大量丢失以及文化视野的狭隘。并强调在此基础上认识国家的产生，才能对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有更全面的了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孙华教授以“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中国早期王朝的结构”为题进行演讲。他提出郑州时期的商代国家所实施的首都和陪都的“两京制”，而郑州商城就是商王朝前期的首都。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时期文献的记载，他认为以郑州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分布区是商前期的直接统治区，而该区以外有商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则是间接统治区。根据间接统治区内商文化南方聚落出土陶器以及城址结构的分析，可进一步推断商早期极有可能采取的是“流官制”的官僚体制。

　　印度巴罗达大学考古与古代历史系Pottentavida Ajithprasad教授以“古吉拉特与哈拉帕文化向印度河东南部的扩张”为题进行演讲。他介绍到经过考古发现证明，古吉拉特邦境内有超过750处哈拉帕文化遗址，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密切的经济生产网络，维系着大型中心聚落和小型聚落的沟通，并在哈拉帕文化的发展框架之内，出现当地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说明由于本土文化和地理区域的不同，在哈拉帕文化看似普遍一致的发展趋势下，地方仍有可能存在着非常规的发展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主要就安阳殷墟都邑布局与商王朝的社会组织进行了精彩演讲。他通过锶同位素的研究结果，说明殷墟王陵区的人殉人牲是来自外族的俘虏，并根据墓葬资料和聚落布局说明商社会组织的两层结构，即垂直的分层结构和水平的家族组织。商王室直接管理中心都邑，周边地区的其他聚落则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进行管理。通过以上论述，他反驳了传统观点认为商王朝是奴隶社会的观点。

　　密歇根大学凯尔西考古博物馆负责人Geoff Emberling的演讲主要讨论了非洲最早的复杂社会之一，古代库施。他认为该王朝在埃及帝国对努比亚的统治崩溃后逐渐兴起，吸收了一些埃及精英阶层的文化因素，如对阿蒙神的崇拜、使用象形文字，修建金字塔埋葬皇族等。虽然库施王国没有明显的城市化程度，建筑也多反映仪式功能，且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是并不能否认其具有的国家的特征，如建筑神庙、手工业作坊和发达的管理与控制体系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以西周国家形态之考古学观察”为题，紧扣考古学材料，对西周王朝如何以小治大，稳固国家政权进行了讨论，并总结出西周国家形态的五大特征：1.西周大量族墓地显示西周时期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2.青铜铭文材料说明周王朝建立了一套政府管理机构，部分官职可世袭；3.从多处殷移民墓葬材料显示出周王朝对其他族系的习俗不干涉、不阻止的怀柔政策；4.依青铜铭文可知，各诸侯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5.青铜铭文还显示礼制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王朝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哈扎拉大学考古学系讲师Muhammad Zahir “以巴基斯坦北部和西北部后印度河文明时期的考古学观察”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他认为后印度河文明时期，即公元前两千纪“犍陀罗墓葬文化”开始出现并持续到公元一千纪。除此之外，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左右，南亚出现第二次城市化，Taxila、Charsadda等大城市的崛起促进了佛教的教义和艺术在南亚及其他地区发展和传播，并通过朝圣者和商旅带往中亚和中国，对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议题三：文字的起源及其作用

　　4月7日上午，共有来自中外的三位专家就此议题进行了精彩的讲演。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高级讲师Richard Bussmann以“早期埃及的书写系统”为题展开讨论。他认为尽管王权、社会分化、书写系统和官僚体制的产生是理解早期文明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这些概念需要放在考古学证据中重新审视。他认为，传统观点认为书写系统的出现代表了管理体系的存在是具有误导性的假设，只有通过对文字的物质载体和书写的实践操作进行讨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纳入到对早期文明的探讨之中，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文字起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以“汉字的起源：中国史前刻画符号的启示”为题，向我们展示了商晚期的甲骨文之前的刻划符号，探索汉字的起源问题。他指出甲骨文中这些长期使用的文字符号已达5000多个，与现代常用汉字相差无几，可见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且汉字总量没有明显变动，虽然具体的汉字因为时代的更替而不断的更新。他认为商代前期已有汉字，而且文字起源是多元的，东夷地区象形类的刻画符号更接近于后世的汉字。而且汉字的起源可能更早，可能绘制在木材、布料等容易腐烂的物品上，难以发现，目前只能猜测了。然而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普遍存在的刻画符号进行全面、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或许可以对汉字起源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Jonathan Mark Kenoyer教授以“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字：起源、使用与消失”为题，探讨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时期的古印度文字的起源背景，书写系统的功能、用途等问题。他认为，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地区的文字都在使用，与巩固权力和交流有关，“融合时代”文字的消失可能与印度河文明城市中心的重构和衰落有关，吠陀文化则更倾向于口述传统。

议题四：景观、农业、手工业生产与贸易

　　共有八位专家就此议题进行演讲。

　　危地马拉文化与自然遗产总局Kaminaljuyu考古区主任Barbara Arroyo的演讲题目是危地马拉玛雅高地Kaminaljuyu遗址的景观与水利系统，主要介绍了公元前800年玛雅高地上的Kaminaljuyu 遗址的城市景观与以Miraflores湖为代表的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她提出该湖泊是人为有意识修建的，其背后是大量人工的投入以及管理这些人力资源的高度集中的权利。通过研究该遗址景观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利于研究当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统治者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等问题。

　　大英博物馆早期埃及部馆员Renée Friedman以“埃及前王朝时期希拉孔波利斯的景观改造：为权贵阶层服务的城市规划”为题，展示公元前3800-前3100年尼罗河流域大型都邑希拉孔波利斯形成的原因、布局功能和社会结构等问题。希拉孔波利斯位于努比亚南部的贸易交流和东西部沙漠之间资源流通的枢纽地区，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布局，以配合人口、生产业的增长，资源的开采运输，以保证权贵阶层对这些区域及设施的控制。该城可能不是唯一与权贵阶层直接相关的城市，但是其良好的保存状况为进一步研究埃及前王朝时期与国家形成阶段的演进模式提供了材料。

　　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Rakesh Tewari 以“从最早的食物生产到公元前7世纪的恒河平原”为题，介绍恒河平原从最早的食物生产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过程。现有考古证据显示，约在公元前七千纪，恒河平原及周邻地区已驯化水稻并开始使用陶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该地区的农业人群与哈拉帕已有往来贸易。公元前两千纪初期，该地区种植的谷物种类增加，聚落成倍增长，并出现了铁器。该地区独特的口述传统基于相当发达的语言，远远早于公元前4-5世纪书写系统的出现。由于地理条件和生业经济的特点，恒河平原的城市发展并不符合西亚以及印度西部城市的发展模式，其木构建筑的性质尚无定论，不能确定是简单建筑还是纪念性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以“中国北方粟作农业形成过程的植物考古证据”为题，介绍了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小米的栽培过程。通过不同时代炭化粟粒的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上的变化说明小米的驯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提出旱作农业取代采集狩猎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关键期在大约距今8000-6500年之间。距今4000年左右，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并于汉代最终取代小米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作物。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Dorian Fuller教授以“硬壳谷物，高价水果，或者非食物？旧世界文明的农业基础比较研究”为题，将黄河、印度河、尼罗河和两河流域的农业基础做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他首先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关于农业中的哪些部分是早期文明兴起的充要条件的理论假设，并将硬壳谷物、高价值水果、非食用类经济作物作为统一对比的对象，分别考察它们在各地区的考古学现象。比较结果显示，谷物类粮食的剩余、作物多样性及劳动力组织结构的多样化在各地区都有相似的证据显示，然而各个地区的发展轨迹、二次产品和次要作物则是有较大差异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权威专家袁靖以“中国古代家养黄牛和鸡的起源研究”为题，就两篇发表的学术论文观点“距今10660年中国东北地区存在人为管理的黄牛”、“距今10000年中国华北地区存在家鸡”进行了实证反驳。他根据动物骨骼的形态特征、数量统计、埋葬或随葬现象、DNA分析、食性分析、历史文献记载等系列依据，认为中国古代的家养黄牛很可能是5000年前从中亚而来，经黄河上游地区进入中原腹地的；中国古代的家鸡很可能是距今3300年前从印度传入的。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Robert Carter 博士主要讲述了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水路运输与贸易。他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数据来试图复原美索不达米亚的造船技术及其起源。他认为公元前六千纪的欧倍德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内陆水网和波斯湾的水路运输与贸易网络已经完整建立。尽管在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这个网络的海洋部分减弱，但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海洋贸易空前繁荣，持续的商业联系连接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伊朗和印度。此外，他还进一步论述了造船技术和水路运输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社会复杂化以及文明的出现的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以“西方因素和本土创造”为题，初步讨论中西方之间金属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问题。他认为中国冶金史早期阶段的一些技术，如青铜冶铸、块炼铁、镀锡和作为装饰的金器制品等具有较强的西方因素，且最早均起源于西亚等西方地区，因此可能来自西方。但在中原地区，以块范法铸造为特色的金属工艺，以及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生铁冶炼及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是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质的冶金体系，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强烈影响。

议题五：全球视野下的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一）

　　4月8日上午，本次国际会议进入了最后一天，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四位专家就不同文明的复杂性和文明发展历程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弛教授对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的大墓葬仪空间进行了比较，两个文化时代基本相同都位于大河下游，且中晚期大墓中都具备棺椁结构，通过墓穴空间仪式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良渚大墓的葬仪是个人化的，而大汶口大墓则是社会化的，但是从整个墓地的布局来看，良渚大墓等级化更为突出。

　　伦敦大学学院的Elizabeth Graham教授以“危机、复杂性和弹性：对玛雅文明东部低地的一些思考”为题，介绍了关于玛雅文明在经历了严重的突变、政治瓦解之后，包括沿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尤卡坦半岛和墨西哥等位于沿海地区的很多社群一直持续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文化现象，并对其经济稳定性进行了解释。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学系的Guillermo Algaze教授以“构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社会基础经济过程的一些思考”为题，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输入代替”过程理论，用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源和南部城邦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初的原料进口模式被本地“工业化”生产的低廉、易得的商品取代，并且大量出口到其它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城邦之间经历了近千年的不均衡发展。

　　犹他大学人类学系的Richard Hansen教授以“中国与玛雅文化复杂性的比较：关于文明创新、传播和演变的案例”为题，对中国的商、周、秦、汉时期和早期中美洲玛雅低地Olmec和Preclassic时期在人群、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复杂化进行比较。他认为两个早期文明的考古材料显示出相似的发展轨迹，不同文明的创新与演变似乎有着一致性。

议题六：全球视野下的早期文明比较研究（二）

　　下午，有来自国内外的四位学者就这一议题进行了演讲。

　　伦敦大学学院的Thilo Rehren教授以“审美与功能：东西方的玻璃和瓷器”为题，讨论了西亚的玻璃和东亚的陶瓷两种高温加工材料的手工生产和专业化进程。他认为在众多的史前材料中，陶器和玻璃制品关系相近且部分共生，都体现出独特的美学及使用功能，具有较为相近的热处理温度、化学成分以及外观。但是，两者的生产技术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都差别巨大。这种差别可以追溯到这两个地区材料的质地和社会-技术区别以及不同的美学传统。

　　伦敦大学学院院长Sue Hamilton教授以“纪念性与文明：以Rapa Nui为例（公元1200-1600年的复活节岛）”为题，反驳了以往对于文明崩溃的解释，将纪念碑性质的建筑视为个人、景观、地方和建筑的有机互动的因素，对于复活节岛巨石雕像建筑的消亡原因进行了阐释。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大贯静夫教授以“从考古学的视角看古代中国对东北亚的影响”为题，按照东北亚地区受中国影响的过程，将新石器时代以后到国家出现的期间分为两期五段，并分别介绍了每一阶段的中国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文明化、国际化基本等同于汉化。

　　最后，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Michael Rowlands教授以“解构文明：全球化视野下的文明与社会分化”为题，对于进化论视野下的文明进程提出了质疑，认为世界大部分地区缺乏文明特征的文化都是“显著而非确切的”文明，这种理念才使得文明更具包容性和可比性，并能更好地契合当今世界的秩序与格局。

　　会议结束后，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主任Dorian Fuller和赵辉教授对为期三天的会议进行了总结，从文明起源的概念、动因、模式等多方面总结了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和启示。

“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二）

发布时间：2015-4-10 18:47:19  来源：考古汇  浏览量：215  【字体：大 中 小】

　　2015年4月7日的议题有二—— “文字起源及其作用”，以及“景观、农业、手工业生产与贸易”。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进一步对文明形成的几个要素——文字、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与周边的文化互动在世界四大文明地区的起源、发展，以及它们在各地区文明形成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与早期文明的关系——所进行的动态观察。

　　这是一次难得的世界性交流与讨论，不仅有利于认识当地文明形成的背景和历史过程，而且也以全球化的视角对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扩展了视野。

　　关于文字起源

　　首先由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Richard Bussmann博士对早期埃及的书写系统进行了讨论。他通过对早期文字（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在不同物质载体所呈现的地方性文本进行考古学背景观察，认为书写系统是促进劳动力管理和核心精英阶层展示特权的一个手段，而非社会规范的必然要件，没有书写，社区也能正常运作。这个演讲希望通过对文字的物质载体和书写的实践操作的讨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纳入到对早期文明的探讨之中，书写系统只是文明要素中的一种，至于它在文明中所承担的意义和发挥的实际作用，需要置于社会多样功能中考察，在考古证据中进行量化与审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则通过收集、梳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之前的史前时期至商代早期，全国范围各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夷地区）的刻划符号，探索汉字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商代前期已有汉字，而且文字起源是多元的，东夷地区象形类的刻画符号更接近于后世的汉字。对于刻画符号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重要性，比考证这些刻画符号是否为汉字意义更大。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Jonathan Mark Kenoyer教授探讨印度河文明最繁荣的阶段——“融合时代”（公元前2600-前1900年的哈拉帕时期）的古印度文字的起源背景，以及该书写系统的功能、用途，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考古学呈现。这一文字系统持续了700年之后消亡，此后进入无文字的吠陀时代，在公元前700年出现新型的婆罗米文字系统，这一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文字与文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认为，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地区的文字都在使用，与巩固权力和交流有关，“融合时代”文字的消失可能与印度河文明城市中心的重构和衰落有关，吠陀文化则更倾向于口述传统。

　　关于文化景观

　　危地马拉文化与自然遗产总局Kaminaljuyu考古区主任Barbara Arroyo 主要介绍了公元前800年玛雅高地上的Kaminal juyu 遗址的城市景观与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复原该遗址的景观历史，有利于研究当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统治者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等问题。

　　大英博物馆早期埃及部希拉孔波利斯考古队负责人Renée Friedman 通过展示埃及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800-前3100年）尼罗河流域大型都邑之一希拉孔波利斯的景观，以探讨该大型都邑形成的原因、布局功能、社会结构，以及这样的大型都邑在埃及前王朝时期与国家形成阶段的演进模式。现有证据表明，希拉孔波利斯的城市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布局的，以配合人口、生产业的增长，资源的开采运输，以及保证权贵阶层对于这些区域及设施的控制。

　　关于农业和动物驯化

　　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Rakesh Tewari 介绍恒河平原从最早的食物生产到城市化阶段的人类文化进程。现有考古证据显示，最初的食物生产约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当时恒河平原及周邻地区已经驯化了水稻并开始使用陶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恒河平原的农业人群与哈拉帕已经有了交往，体现在水稻、绳纹陶以及大麦、小麦、滑石猪的往来贸易上。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前后，谷物的种类增加，聚落成倍增长。铁器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期出现。作物种类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800年达到36种。人类居住址从公元前第七千纪最早的定居聚落开始，发展城大型村、镇、乃至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列举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主要是粟、黍）形成过程的植物考古证据。通过对公元前5000年到商代时期不同时代炭化粟粒在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的变化说明小米的驯化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小麦从西亚传播进来也经历了缓慢的过程，并于汉代最终取代小米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作物。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Dorian Fuller教授将四大文明地区的农业基础做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他将硬壳谷物、高价值水果、非食用类经济作物作为统一对比的对象，分别考察它们在各地区的考古学现象，进而探讨关于农业中的哪些部分是促进早期文明兴起的充要条件。比较结果显示，谷物类粮食的剩余、作物多样性及劳动力组织结构的多样化在各地区都有相似的证据显示，然而各个地区的发展轨迹、二次产品和次要作物则是有较大差异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权威专家袁靖就两篇发表的学术论文观点“距今10660年中国东北地区存在人为管理的黄牛”、“距今10000年中国华北地区存在家鸡”进行了实证反驳。他根据形态特征、数量统计、埋葬或随葬现象、DNA分析、食性分析、历史文献记载等系列依据，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人为中国古代的家养黄牛很可能是5000年前从中亚而来，经黄河上游地区进入中原腹地的；中国古代的家鸡很可能是从红原鸡的传统栖息地驯化之后北上进入中原的，而南庄头、磁山、王因遗址出土的“家鸡”的早期“证据”其实是雉，而非原鸡属。

　　关于贸易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Robert Carter 博士主要讲述了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水路运输与贸易，即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数据来检验美索不达米亚的造船技术和它的起源遗迹从欧倍德时期到旧巴比伦时期可能的通过河流或海洋运输的运输、贸易的组织。公元前六千纪的欧倍德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内陆水网和波斯湾的水路运输与贸易网络已经被完整建立。尽管在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这个网络的海洋部分减弱，但是在公元前三和二千纪海洋贸易空前繁荣，持续的商业联系连接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伊朗和印度。

　　关于冶金的手工业技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要从出土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出发，初步讨论中西方之间金属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冶金史早期阶段的一些技术，如青铜冶铸、块炼铁、镀锡和作为装饰的金器制品等具有较强的西方因素，可能自西方传来，但在中原地区，以块范法铸造为特色的金属工艺，最终创造了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生铁冶炼及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这种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质冶金体系的形成，又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强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