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济与华夏 ——“濮阳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4-11-3 21:00:53  来源：中国考古网  浏览量：298  【字体：大 中 小】

　　上世纪80年代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提供了考古实证；近年来，濮阳戚城、高城等龙山时代城址及大型遗址的发现，显示了该区在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探索包括濮阳在内的河济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2014年10月28~29日在河南濮阳举行了“濮阳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局、濮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濮阳市文广新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博物馆、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濮阳市文化工作者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河南省濮阳市委副书记申延平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朱乃诚主持，申延平副书记、王巍所长、孙英民副局长先后致词。申延平副书记对学者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学者们的研讨能促进该区域考古学研究的发展；王巍所长在讲话中提到，该地区在研究中原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孙英民副局长提出要加强该区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为探讨其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做出贡献。
　　为期两天的会议，学者们对河济地区与文明起源与形成有关的遗存及研究问题进行了充分地探讨，对西水坡遗存及周边文化面貌、聚落的发展与文明的形成、文化演进的过程与动力、早期夏文化等利用考古学材料解决文献记载的历史问题等议题进行了充分地交流。
　　濮阳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南海森在濮阳市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已有20多年，上世纪80年代直接参与西水坡遗址的发掘，并于近期主持了西水坡报告的整理、编纂工作。他讨论了西水坡文化的源流，认为来源应是河北北福地甲类遗存，由于黄河泛滥以及庙底沟文化的东移而衰亡。西水坡遗址延续近千年，出土遗物丰富，但彩陶较少，有独特的文化特征，他提议将西水坡遗存命名为西水坡文化。
　　西水坡墓地的葬俗一直备受关注，河北大学耿超副教授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地中瓮棺葬的比例不低，有的瓮棺葬中没有发现骨架或仅残存几件残骨，如头骨、腿骨、肢骨的一部分，她推测西水坡文化中的瓮棺可能并不是埋葬幼儿，用于成人二次葬的可能性更大；整个墓地从第一期到第五期，随葬品都非常少，与同时期周围地区墓葬随葬品丰富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还注意到了一种独特的埋葬习俗——覆面，并将之与其他地区的发现进行了对比。至于遗址的功能分区，她认为在二期、三期时可能出现了分区，墓葬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整个遗址中；但是整体来看，墓葬并没有完全集中分布，在遗址中还未形成独立的公共墓葬区，其社会结构还有待深入探讨。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员则从艺术史的角度来探讨西水坡龙虎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对西水坡遗存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张居中教授根据炊器特征将中原及临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三大系统：嵩山地区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以鼎（有的还有罐）为主要炊器，太行山东麓地区以磁山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盛行盂与支架的组合，但没有鼎；南部如上山、顺山集等文化则是以釜为主。西水坡遗存中发现不少鼎，在后岗时期太行山东麓突然出现鼎文化，张教授认为这是受嵩山地区北来的文化影响。在仰韶文化早期，嵩山周围的文化强势北进，对东麓文化影响甚大，有取代太行山东麓文化的趋势，但到仰韶文化中期及以后影响逐渐减弱。这其中原因目前还不甚明晰，一是该地区的气候可能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二是当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还都被掩盖在淤泥之下，未被发现。
　　安阳地区龙山文化分布广泛，遗址范围大，内涵丰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铭所长着重介绍了安阳地区新近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及相关问题。安阳柴库北地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在大量陶器残片中，发现一种俗称鬼脸饰的陶鼎残片，这在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多见，而在豫北地区则少见；还发现一处房基，里面放有鹅卵石摆放的虎形图，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有关。另一处遗址，安阳县安丰乡吉庄村龙山文化遗址，面积大，保存较好，是漳河南岸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通过梳理材料，孔德铭所长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安阳境内的聚落遗址、城址较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扩张，尤其是以洹河流域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安阳地区商文化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等多家文物考古单位对戚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一丕介绍了戚城龙山时代城址近年来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戚城龙山时代城址东西宽420米，南北长400米，面积将近17万平方米。建造程序是先建主墙体，然后在内侧加筑，主要使用版筑法，与该区域其他城址的城墙建造方法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戚城龙山城址时代属于后岗二期，是河南发现的第12座新石器时代城址，是第4座用版筑法筑城的城址，为研究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重点介绍了濮阳地区新发现的大型遗址及其对河济地区龙山文化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近年来在濮阳地区连续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新近发现一座龙山时期大型遗址——高城遗址。该遗址城墙残高6~7米，保守估计100万平方米，是河南同时期最大的遗址。这处大型遗址的发现为探讨河济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袁广阔教授从多年的研究工作出发，介绍了他对河济地区龙山文化的认识。从文化因素来看，龙山时期该地区的陶器分为两群，分别属于河南、山东龙山文化，即除了本地文化因素外，山东地区文化因素也比较多；从聚落层级来看，该地区存在着三个层次的聚落群，显示了“都、邑、聚”的古国模式，而且龙山时期遗址的数量与仰韶时期相比有大幅度增加；从文化影响上来看，本地区所属的后岗二期文化在龙山时期对郑州地区文化以及新砦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袁广阔教授认为河济地区是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交汇的地方，是部族矛盾多发的地方，该地区龙山时期城址中河南、山东龙山文化因素交织，文献中也有不少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兴起的记载，非常值得做深入的工作。
　　《汉书》记载“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春秋时期卫灵公外孙孔悝在此封邑，诸侯国曾七次在此会盟，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结合历史文献讨论濮阳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有可能于此兴起。为何兴起于此？沈长云教授认为气候变迁、人群迁徙与文明兴起有极大的关系。他借鉴古代气候的研究成果，认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期间气候有大的变动，总体趋势是向干冷的方向发展，生态环境因此受到影响，豫西、晋南地区此时不再适宜人群居住，从考古发现上来看此时聚落的规模都变小了。而河济地区地势低，沼泽多，气候变干之后反而适合人群居住，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人群，促进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蓬勃发展。目前，史学界认为国家兴起原因主要有三种，即战争说、贸易说、治水说，河济之间如果是夏兴起的地方，就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步调保持了一致，即通过治水集中人力、物力，形成国家。沈长云教授指出，继续讨论濮阳与夏的关系，方能更好地认识濮阳地区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从龙山文化玉器的文化传统来看豫东濮阳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朱乃诚研究员推测，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玉器中，除了普通的玉钺、牙璧等，那些高档次的玉器，大都不是龙山文化制作的，有的只是进行了改制。如山东地区出土的牙璋、两城镇出土的玉圭等，都应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豫东的濮阳地区则是连接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的重要通道，传输路线应该与豫东有关系。朱乃诚研究员认为，这种复杂的现象可能隐含着夏文化、夏部族与东夷文化、东夷部族之间的某种重要的历史事件。
　　与学会储粮一样，人们对水的利用采取了“可自补、可储存”的方式，提升了人的生存能力，也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发明，因此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着重讨论了井与聚落的问题。他从五大方面——何谓水井、形态结构、井的使用、井与非井、井与聚落展开来讨论河济及与周边地区龙山时代的水井。总结水井具有如下特点：1.人工挖成；2.深洞；3.可长时间储水；4.水源来自地下；5.可及时补充；6.需要利用其它工具以提取用水。以往学术界一般以井口的形状来对井分类，吴卫红研究员以井身横剖面来划分，将井分为矩形和圆形两类，这反映了不同的力学支撑原理。在提水方式上，除了人工直接提水外，吴卫红研究员认为有些水井还有支撑工具或机械传动设施。在考古发现中，不能将井状遗迹都定位为水井，在对水井进行定性时要考虑更多的证据，同时部分圆形或方形深坑也具有井的功能。吴卫红研究员将水井放在聚落环境中来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水井只是对水源需求的一个补充，尚未达到从被动的逐水定居转变为主动的掘水定居阶段；深井可能是辨穴识泉能力不足，或是遭遇地下水位下降，这就提出了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深井除具有饮水功能外，是否还存在其他重要功能？
　　河南省社科院所李龙副研究员梳理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聚落群形态：中原地区史前早期聚落规模小，分布相对分散，相互影响力小，尚未形成有组织分层的聚落群；史前中期聚落数量大大增加，面积规模差别大，开始出现等级化，从地理分布上形成了大量丘岗台地型、河流阶地型聚落群，形态上出现了“一”字形聚落群、圆形聚落群、双中心聚落群；史前晚期聚落延续了中期的发展趋势，等级差别更大，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等级分化，并出现辐射形聚落群。李龙副研究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聚落形态与社会演变的关系。他认为辐射性聚落群的聚落结构不利于内部的组织管理，而且还具有不稳定性和对抗性极强的特点，但也因此需要且容易构成同盟防御体系，逐渐形成更大的政治同盟。黄河下游多圆形聚落群，较辐射性聚落群而言，危险系数较小，容易形成“万国”局面而不是大的同盟政治势力。因此中原地区的同盟政治势力最终吞并了黄河下游的“万国”文化。 
　　 河济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脉络如何？河南大学魏继印教授详细梳理了该区域的史前文化，并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的文化相比较，认为：后岗一期是非常繁荣的时期；相当于庙底沟文化时期，该地文化面貌欠发达；相当于大司空时期，在濮阳一带也基本不见文化遗存；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时，目前有不少新的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此地虽然也发现了很多遗址甚至是城址，但难以与晋南和陕北一带的规模相比。总体来看，他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是河济地区文化繁荣的时期，此时该区域是中原文明的中心，文献中所讲颛顼所都的帝丘应在此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副院长讨论了豫东北地区在早期中原文明中的地位。他认为，该区域洪水被治理后，它的生态环境变得适宜人类居住，它的文化传统具有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多元性，有利于文化发展。历时性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该区域目前是空白；仰韶时代，以西水坡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可与关中的半坡类型并驾齐驱，并显示出了不同的社会分层，社会复杂化已经初见端倪；龙山时期达到另外一个高峰，戚城、高城等城址及大型遗址的发现毫不逊色于其他地区。关于该区域的文献记载丰富，与夏文化、先商文化均有重要关系。魏兴涛副院长还对该地区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中肯的建议：注意填补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空白，发掘中要有聚落考古的意识，同时在龙山时代城址的研究中注意多学科结合，并且要重视该区域下七垣文化的探索。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以考古发现为基，高度总结了河济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特征及所取得的文明成就。此时经济生产已经专业化、职业化，出现了高等级礼器，并经营有远距离贸易。而政治是上层建筑，从现有考古学材料还不易判断。从城址的发现，如城墙中埋藏有人骨等，已经能看到战争方面的迹象。当时已经掌握了历算、观象授时等，这在农业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甚至成为一种制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精神文化的一方面。出现大型王陵表明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从发现的文字、刻画符号来看，黄河中下游的刻画符号系统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已经从国家层面来确定文字。在龙山时代还发现了1处牛的祭祀坑，而商代太牢中牛是排在首位的，这为研究祭祀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但整体而言，推测豫北地区的社会变革落后于中原地区。
　　国家博物馆助理研究员郭明建讨论了豫北冀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及动力。通过梳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他认为本区域文化演进的特点如下：1.断裂性明显；2.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受到西部半坡、庙底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北部的北福地磁山文化、南部大河村文化。在此基础上，他对文化演进的动力作了推测：1.环境因素。华北平原的河流尤其黄河经常泛滥、改道，几次文化断裂应该就是这种变化的影响。2.人口迁徙和文化影响。他认为，虽然屡有灾害，但人口的增长和迁徙、文化的传播和互相影响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博士讨论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和东方地区文化交流通道的问题。郑州地区以二里头文化遗存为主，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二里头国家重要的控制区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后这里的文化渐趋复杂。而二里头文化时期濮阳、新乡东部一带的遗址并不多，考古学文化面貌不清晰。庞小霞博士在梳理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中原和东方地区的文化交流通道。她认为，伊洛核心区至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二期经虎牢关东出洛阳盆地向东北最先到达郑州西北的荥阳一带，后在此建立的大师姑城址是进一步向东、东北地区扩张的基地。此线路中的古济水和古黄河应是东北向发展的主要通道。核心区二里头文化到达郑州地区后向东、东南发展，重要基地是新郑望京楼，发展出了郑州-开封-商丘这一陆路通道，此外南支济水、荷水等是重要的水路。
　　关于先商文化的探讨，豫北冀南地区始终是研究的重点。目前学界对于先商文化主要有几种不同的认识：1.以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为核心；2.以岳石文化为核心；3.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商代早期或先商时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博士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来讨论夏末商初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演进历程，他总结了豫北地区与冀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并指出演进方向有所差异：豫北地区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发生了转折，由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转向为与下七垣文化接近；冀南地区从二里头二期到二里岗下层阶段，文化面貌较为稳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更多的思考：1.岳石文化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内、偃师商城的城内没有显现，即岳石文化因素在二里头遗址“不进宫”、偃师商城“不进城”，而且同处伊洛地区的二里头遗址比偃师商城遗址有更多的文化因素，这是为什么？ 2.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三者同为二里岗下层最早阶段，而前两者二里岗下层文化偏早阶段的遗存都不是特别丰富，后者很丰富，原因何在？3.其他文化在向郑洛地区扩张时，与豫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有什么关系？
　　豫西北地区在三代时期是王朝的“畿内”地带，如何演变而来，过程如何？王青教授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梳理本地区的聚落演进历程，并以龙山时期西金城遗址为例进行资源域分析，旨在搞清该遗址当时开发周围自然资源的范围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聚落发生了怎样的联系。通过资源域分析发现，西金城遗址附近有三四个小的聚落群向其贡纳粮食、肉类、石材和木材等自然资源，而西金城则通过石钺等权力象征物控制前者，表明以西金城为中心的区域应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网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小区或社会小区。在此基础上，分析豫西北地区龙山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王青教授将其划分出14个以一级聚落为中心的聚落小区，每个小区控制了数个聚落群，而这些小区则可再合并为至少3个更大的聚落区域，且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聚落控制模式则有结构较为稳定的扇形模式与结构稳定性较差的梯形模式。
　　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从宏观上讲述他十多年来对早期社会演进过程的思考：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阶段。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界提出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这一理论概括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如何解读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的演进模式？栾丰实教授认为它经历了“多元”到“一统”的发展过程，并将这个多元到一统的长时段的过程，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多元演进、夷夏东西二元对立，商周时期的过渡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栾丰实教授还将新石器时代多元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5+2+X， 这一阶段齐头并进，并没有中心，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从无到有、由少渐多，相互作用进而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到二里岗上层阶段形成中心，经商周时期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建立秦汉帝国。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长期在嵩山地区做考古工作，他主要以瓦店、王城岗遗址为例介绍了嵩山地区多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收获。嵩山地区的考古工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都成果显著，出版了多部报告，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对夏文化的研究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有学者对登封告城进行了天文学的研究，认为禹都阳城的位置应该在登封告城。同时对王城岗遗址进行的实验考古证明当时可能已经掌握了治水技术、具备治水能力。以瓦店、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聚落在经济技术上，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具有专业链的形态；而且建立了生产管理制度，社会层级复杂。对瓦店遗址进行的锶同位素分析表明遗址中有较高比例的外来人口，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迁徙与交流。在此基础上，方燕明研究员对濮阳地区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注意点面工作结合。以戚城、高城等遗址为切入点，做系统的区域调查，展开持续、长期的工作。二是工作中应该具有明晰的课题意识，在课题的引领下，去讨论、解决问题。
　　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山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龙山聚落的发现与认识。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长期在此做工作，发现壕沟、房址、墓地、祭祀坑等遗迹，并清理出大量遗物。根据环壕可以推测该聚落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规模较大。聚落布局显示出明显的规划意识，聚落内的房址、陶窑、墓地都成组分布，表现出小家族分布聚组的特点。墓地中也能看出以小家族为单位的分组现象，小家族墓区中心多是陶片瓮棺葬。墓葬中还发现了夫妻成对下葬的现象和骨骼散叠在一起的非正常埋葬现象。墓葬中能看到棺木痕迹，但是大墓中的随葬品并不丰富，这与河南西坡墓地较为相像。发现的陶器表现出了与陶寺文化高度相近的文化面貌。整体来看，该聚落面积大、规格高，但是社会内部的分层不甚明显。
　　文献中有“殷人屡迁”、“迁阏伯于商丘”记载，先商的“商丘”在何地？学界有不同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睢阳说”和“濮阳说”。前者认为此“商丘”位于今河南商丘市的睢阳区，后者认为在今河南濮阳市境内。张国硕教授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深入辨析。河南商丘这一地名沿用至今，另外西周宋国是殷人后裔微子启的封国，其都即位于今商丘一带，因此“睢阳说”有一定的依据，然而它没有考古学材料的有效支撑，即商丘一带不见属于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遗存。相比较而言，“濮阳说”在文献记载的系统性和详明性、先商部族的活动区域、考古实证、其他相关文献旁证等方面优于“睢阳说”。张国硕教授认为二者都有一定的依据与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缺憾和弊端，目前材料尚不足于截然断定孰是孰非，但相比较而言，“濮阳说”更具有说服力。
　　《吕氏春秋·简选》所记成汤灭夏时曾“大战于郕”，这一“郕”的地理位置至今仍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在成皋或洛阳附近。河南大学张立东教授早年就对夏商成之战进行过研究，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有关传世与出土文献，更坚定自己早已提出的夏商成之战在成皋的观点，即“郕”位于今天河南荥阳西境，又称汜水、虎牢，临近黄河，扼郑、洛之间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他认为成皋不仅是战国以后的重要关隘，而且是西周时期的成师之地，还很可能是叔武之成国的始封和得名之处。它同时对成师做了一番分析，认为黄河以南的成师可能属于“成周军区”，起着拱卫成周的作用，也用来作为向东、南方向用兵的前哨。
　　礼仪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特质，而藉田礼是其中重要内容。令鼎是西周早期重要的有铭青铜器，因铭文记载了西周多种礼仪而受到关注。河南大学袁俊杰教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铭文释读再次作了讨论，并对一些关键字句和藉田礼的举行时间、仪节及其与燕射礼的联系做了新的考释与论证。关于令鼎的年代，袁俊杰教授认同唐兰先生将其定位昭王时期的观点。在对铭文做出新的释读基础上，对仪节提出了新的认识。袁俊杰教授认为觞既是藉礼的最后一个仪节，同时也是射礼的第一个仪节，它在藉礼与射礼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对仪节程序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由藉礼引发飨礼，再由飨礼引发射礼，返回的路上又引发竞跑比赛。藉农、飨宴、比射、竞跑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机整体。袁俊杰教授认为令鼎铭文所载礼仪与文献记载颇为吻合，但有些许草率。
　　最后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做会议总结，指出该区要在做好大量发掘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小的分区研究，并且要讨论不同区块、不同时代的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即“左顾右盼，前瞻后顾”，同时上升到历史学研究。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戚城遗址观摩考古发掘现场，并参观了濮阳市博物馆。
　　此次研讨会对推动研究河济地区文化，探索其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