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十大考古发现发布

发布时间：2021年6月20日    信息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6月18日，2021丝绸之路周主场活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隆重举行，期间，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2020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年报》考古发现的联合发布单位，共同发布2020丝绸之路十大考古发现。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考古工作者们不畏艰难，创造条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经过考古团队专家们的筛选，从全球范围内遴选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新发现，最终确定较有代表性的十项新发现。

 

【1. 2018血渭一号墓，2020年，中国青海】

 

 

热水墓群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是6至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2018年至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2018血渭一号墓”。

 

经过三年的发掘，目前确定了遗迹的大致范围，了解了墓葬的结构与规模，墓葬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平面呈方形，由茔墙、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照墙、甬道、墓门、墓圹、墓室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墓道内发现长条形殉马坑，殉葬6匹4岁至6岁的公马。墓圹填土中发现殉人和殉牲坑，坑内出土了牛、羊、羚羊、岩羊、牦牛等动物骨骼。墓室为木石结构，由一个主墓、四个侧室组成，主室设有东西向红砂岩棺床，并放置棺椁，主室内发现两个个体的人骨。墓内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玻璃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的精美遗物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是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通过科学发掘，“2018血渭一号墓”被确认为是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

 

【2. 安阳石棺床墓，2020年，中国河南】

 

 

2020年5月，一座规模较大、布局严谨的隋代汉白玉石棺床墓在河南安阳被发现。专家表示，该墓砌筑和雕刻技术高超，为研究隋代美术工艺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民族及宗教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墓志显示，该墓是隋开皇10年（公元590年）麴庆夫妻合葬墓，墓葬的形制为砖室石棺床墓。两合墓志字迹工整、笔画优美，描述了墓主及其夫人的出身和生平。麴庆此前史书并无记载。墓志不仅对研究隋代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佐证，也具有证经补史价值。

 

据介绍，石棺床各部分均雕刻有图案，围屏图案刻有墓主日常生活场景和宗教典故；正面两处壸门内各刻有一瑞兽，壸门两侧刻有手持乐器人物；石棺床两端各雕刻有一神王，图案具有浓厚的祆教风格。以墓主人麴庆为代表的麴氏家族长期生活在陇西地区，占据丝绸之路要道，深受欧洲、西亚、中亚等文化影响。墓内石棺床及数十幅佛教、祆教色彩深厚的浮雕图案的发现，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此外，墓内还出土了数量大、种类多、制作精美的相州窑白瓷器。孔德铭表示，这展示了隋代安阳相州窑高超的瓷器烧制水平，填补了相州窑瓷器研究的空白，为中国白瓷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3. 阿里桑达隆果墓地，2020年，中国西藏】

 

 

12月5日，一项最新考古研究表明，西藏阿里桑达隆果墓地出土大量遗物，其中首现青藏高原木俑。这一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索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活模式，以及西藏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等的交往提供了新材料。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隆果即藏语“桑达沟口”。这一墓地墓葬分布密集，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扣器、石器、纺织物、料珠、木棺等，其中出土的木俑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相同。

 

从2017年至2020年间，桑达隆果墓地3座墓葬中累计出土7（6件）金、银面饰，面饰形制与其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此外，出土的两件青铜无足匜，则与四川、湖北一带形制相似。出土的单耳鸭嘴流寰底壶，与西藏中部拉萨曲贡遗址的陶器形制相似。从约公元前300余年开始，人群在此地出现大规模聚集，期间经历了政治实体萌芽，生产生活大力发展，来自其周围包括新疆、尼泊尔北部、印度北部、西藏拉萨、山南腹地以及汉地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公元600年以后，桑达隆果墓地不再被使用，结束了人群在此地的活动。

 

这一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索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活模式以及西藏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等的交往提供了新材料。

 

【4. 北庭故城，2020年，中国新疆】

 

 

2020年北庭故城主要的考古收获是清理出8号大型建筑居址，位于内城北门南侧90米处，遗址为东西向长方形结构，南部为一个夯土台，现在南北宽15.8米，东西长30米。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材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说明这是一处自唐代到宋（包括辽和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土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的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另外，在城内6号高台佛殿遗址北侧、西侧探沟发现半环绕佛殿遗址的人工池子。在佛寺西侧还发现一段土坯墙（宽0.8米），可能是佛寺的院墙。出土文物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件、塑像残块、瓷片等等。

 

北庭故城最终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两套四重八块”。“两套”指内外两城。“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内城和外城。故城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分块，大致分为“八块”。

 

考古证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在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其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元代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

 

【5. 奥斯曼帝国巨型沉船，2020年，地中海】

 

 

2020年4月，一支由英国领导的探险队使用机器人，在地中海东岸1.2英里深处的海床上发现了12艘船只。这些船只来自公元前300年开启的希腊、罗马和奥斯曼帝国的香料和丝绸贸易的古老航线，被认为大约是在1630年左右，在埃及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航行时沉没的。

 

出水文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中国瓷器，这是地中海海域沉船上迄今发现的最早一批，包括360件施有纹样的瓷杯、瓷碟和一件瓷瓶，均为明末崇祯皇帝统治期间的景德镇瓷窑出品。中国茶杯在17世纪被奥斯曼人用来喝咖啡。

 

其中的一艘沉船是17世纪的巨型奥斯曼商船，被称为“绝对的巨人”，长达140英尺，大到足以在甲板上容纳两艘正常大小船只。它的大小与货物的宽度相匹配，这些货物由来自14种文化和文明的数百件人工制品组成，其中包括从地中海沉船中找到的最早的中国瓷器、来自意大利的彩绘壶、咖啡壶和花椒。这艘巨船上的12个铜咖啡壶很可能是埃及或土耳其制造的。咖啡壶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样式。又因形制各异，推测其是船员的个人财产。

 

【6. 库勒塔佩遗址，2020年，哈萨克斯坦突厥斯坦市】

 

据哈通社6月30日消息，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Central State Museum of Kazakhstan）考古队的亚历山大·波杜什金（Alexander Podushkin）教授，在本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再次发现粟特文刻铭砖，这是在库勒塔佩（Kultobe）遗址中首次发现完整的粟特文刻铭砖。

 

库勒塔佩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突厥斯坦市市中心，北部为卡拉套山脉，南部为锡尔河，这里是丝绸之路最古老的文化、宗教和商业中心之一，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其后一直延续使用，在不同时期被称为沙夫加、雅西、突厥斯坦。1964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波杜什金教授首次发现该遗址，年代起初定在公元4~14 世纪。2004 年以来，波杜什金教授在库勒塔佩陆续发现15块破碎的粟特文刻铭砖，其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也就是我国史书中的康居国时期，林梅村先生认为此地应为《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王的夏都“蕃内地”。

 

此次发现的刻铭砖上共有7行218个字母，已由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做了初步释读，内容主要是讲城市的建立、主要统治者，同时还提到了很多地名，这是30年来首次发现的内容完整的铭文。葛乐耐根据中亚史料推测，这些粟特铭文砖原来可能砌筑在城门上，但城市衰落后，这些刻铭砖被当作了普通的建筑材料被再次使用，此次发现的刻铭砖也是被砌筑在一处居址的墙壁上。鉴于库勒塔佩遗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哈萨克斯坦政府决定将该处遗址区建成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公园正在紧张的建设中。

 

【7. 乌赛拉墓地，2020年，卡塔尔多哈】

 

 

卡塔尔博物馆宣布在Al’Usaylah公墓发现一古代考古遗迹，该公墓是卡塔尔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之一。该发现在多哈乌姆巴布以东12公里处，其中包括重要人物的遗体，这些遗迹被埋在山顶的公墓中。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剑，一些金属工具和金耳环，说明其财产状况良好。

 

该墓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这使该发现在卡塔尔的考古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Usaylah公墓的发现为深入了解古代文明铺平了道路，这将使卡塔尔博物馆能够追溯这些文明对塑造卡塔尔遗产的影响。

 

Usaylah遗址的发掘工作在一项系统计划框架内进行，这项计划已经进行了多年，已发现卡塔尔各地的数千个墓地，目的是对定居居民的生活本质有一个普遍认识。研究队表明自己的目标是保存、发现和记录卡塔尔的遗产，并将其与人们所居住的现在联系起来。尽管这些古墓是在古代被盗的，但卡塔尔博物馆考古部门的古物部门团队却能够找到这些遗体。在现场还发现了属于骆驼及婴儿骨骼，并指出他们很可能是很久以前在“与人类墓地相连的石室”中献祭所用。

 

在卡塔尔随处可见考古遗址，这里有许多早期人类定居的遗存证据，尤以墓葬为主。

 

【8. 西伯利亚墓，2020年，俄罗斯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坟墓，墓葬内出土了一对勇士夫妇、他们的孩子和他们年老仆人的尸体。考古学家判断这对夫妻年龄30岁余，是斯基泰战士。除人骨外，还发现了包括武器在内的其他遗物。

 

该墓位于哈卡斯西亚，由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所SB RAS和OOO Arkhgeoproekt的Askiz考古考察队之一发现。塔加族文化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之间蓬勃发展，这种特殊墓葬是塔加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一座女性坟墓中发现了近战武器，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从该女性随葬的战斧可推测她属于战士阶层。随葬品有两把斧头和两把青铜匕首——这些货真价实的青铜武器表明了其为一个高规格墓葬。

 

尽管研究人员将这对墓主夫妇描述为“战士”，但据信他们死于感染而非战斗，因未发现有战斗伤痕的证据。墓中是老妇和儿童也可能同样死于感染。

 

【9. 斯瓦特婆罗门教神庙遗址，2020年，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

 

 

2020年10月，巴基斯坦与意大利联合考古队在斯瓦特河谷的巴里果德-斯瓦特地区获得新发现。该考古团近期由威尼斯卡·佛斯卡利大学鲁卡·玛丽亚·奥力维埃里（Luca M. Olivieri）教授的领导下在巴里果德-斯瓦特地区的巴子剌古城（Bazira）区的和万岱（Ghwandai）岗顶，发掘一座婆罗门教或天神的寺庙遗址、一座水池遗迹及一座加兹尼王朝时期的瞭望塔。

 

对突厥-萨珊（印度-萨珊）时期寺庙遗址的科学发掘开始于1998-2000年间，但至2019-2020年方得恢复，其中有重要的仪式性大理石雕刻被发现。根据对有机质遗物的放射性碳素测年，其纪念性建筑最初使用阶段的校正年代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同时，该考古团在基台上方的岗顶发现了一处大型管理区，以保护一座巨大水池。

 

古巴子剌（巴里果德）是斯瓦特谷地的主要地标，该遗址亦具有世界意义。这一事实是从1926年以来由国际学术团体所提出的，当时是出于验证公元前327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围攻的城市贝拉（巴子剌）。后来又依据在遗址中的卫城所发现的一通公元10世纪时的碑刻（现藏拉合尔博物馆），巴子剌被称作“Vajirasthāna”，亦即Vajra/Vajira的强固之地或要冲。正是由此地名衍生出了巴里果德（Bir-kot）的达尔德语（Dardic）名称“比尔堡”（the kot of Bīr）。巴子剌（巴里果德）具有开伯尔-普赫图赫瓦地区最重要且有据可考的考古遗存序列。

 

【10. 马鞍山龙泉窑址，2020年，中国浙江】

 

 

马鞍山窑址是瓯江下游北岸的一处元代龙泉窑遗址，位于永嘉县三江街道南岙村马鞍山东南山麓，西距诸永高速温州北收费站1.7公里。永嘉马鞍山窑址考古发掘是配合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杭温高铁而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该项目从4月中旬开始进场挖掘，经过半年多的野外考古发掘和初步整理，顺利完成任务，于12月下旬正式收工。本次揭露面积近230平方米，清理出龙窑1处（3条）、储泥池1个，清理产品废弃堆积1处，获得了数千件产品和窑具标本。窑址产品以日用器为主，器类包括盘、碗、盏、盅、洗、小口罐、高足杯、盖盒、炉等，圈足底部通常不作斜削处理。装饰纹样丰富，常见纹饰有莲花、菊花、葵花、梅花、兰花、卷草、双鱼、龟、杂宝、八卦、弦纹、棱线纹等。

 

马鞍山窑址若干产品品类均可在东南亚、西亚、日本等地以及沿海多地沉船打捞的器物中找到踪影。特别是印花小口罐，在马鞍山窑址中占比最大，这类小罐在东南亚等多地发现数量非常多，亦多见于太仓樊村泾元代仓储遗址、平潭大练岛沉船及韩国新安沉船中，而国内则少见出土，为典型的外销瓷品种。由此可见，马鞍山窑场产品除部分满足本地需要外，主要销往海外。

 

马鞍山窑址是瓯江下游地区发掘的首座龙泉窑遗址，产品质量颇佳，并有自身特色，为研究龙泉青瓷生产与贸易提供了新鲜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图文：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丝绸博物馆

审核：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