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本次有限的发掘区内，我们还发现不少龙山文化早期的房址、器物坑、祭祀性质的动物坑、形制较大的水井及构造独特的窖藏坑。

房址共发现16座，多为地面式，平面形制分为方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几种，多数由于被晚期人类活动破坏而仅残余柱洞底部，其中B区F11和F13各保留有十几个柱洞，柱洞内多有用碎陶片和红烧土夯筑而成的柱础。个别房址结构保存较为完整，A区F3房址由房基、柱洞、灶、门道等组成，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图6）。

图6 A区F3平面照

具有祭祀性质的动物坑和器物坑9座。

动物坑内多填埋有完整的成年猪骨架，其中B区H148和其打破的H440的填土中均发现一具完整的的猪骨架（图7），后者还同时埋有1具狗骨架及其他零碎骨骼，相同的区域内还存在埋藏儿童、成人骨架的灰坑，反映了遗迹所在区域的独特意义。

图7 动物坑

器物坑均发现于房址附近，坑内填埋较多器物且多数可以拼合，其中距A区F3北部不远处的H107②层填土内出土了较多完整或可复原的陶、石器小件，包括陶鼎4件、陶壶4件、陶罐3件、器盖1件、豆盘1件、陶鬶1件、穿孔石刀2件（残）、石镞1件（残）、石锤1件、石料1件、骨器2件，部分器物呈堆放状态，似经过刻意摆放（图8）。

图8 器物坑

水井共发现4口，其中3口平面形状为圆形，1口为圆角方形。直径1.5-3米不等，深约5米。除了个别水井内有少量脚窝外，多数未见脚窝。A区J1内发现1具幼猪骨架。B区J3深5米，底部保留完整陶器十多件（图9）；J1口部直径宽达3米，井内出土大量陶片、可修复的陶器及骨、角、石等各类质地的小件多达三十余件。形制规模如此宏大的水井在史前遗址中实属罕见。

图9 水井B区J3

窖穴类灰坑发现500余座，多数部分平面为较规整的圆形，形制可分为直筒式、有台阶式及袋状坑等。部分带二层台结构的灰坑是吕村遗址的一大特点，A区H47底部有一东西向二层台，坑内出土1件磨光黑陶筒形罐、1枚陶纺轮、1颗较完整的猪头骨及肢骨和肩胛骨，同时发现较厚的蚌壳堆积。个别窖穴壁面可见较多横向的柱洞，可能具有穿木梁架空以防潮的功能。另有一些形制特殊的窖穴，如A区H112底部发现一道东西向生土梁，将H112底部一分为二，形似当代的“鸳鸯锅”（图10）。

图10 窖穴

本年度发掘还出土500余件珍贵的文物小件，材质涉及陶、石、玉、骨角器等。

陶器是吕村遗址出土数量最为丰富的遗物，典型陶器有鬶、鼎、罐、盆、杯、壶、器盖、甑等，部分高等级礼器类器物表明该聚落等级较高（图11），带“日火山”刻划符号的大口尊，为胶东地区的首次发现（图12）。还有精巧的陶箫（图13）、滑石质的牙璧、小巧精美的玉饰件等。此外还有淮河流域出土量较大的鹿角靴形器、鲸鱼椎骨、各式的磨制石器等（图14）。

图11 典型陶器

图14 鹿角靴形器、玉璇玑、鲸鱼骨、石钺、玉饰件

吕村遗址是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带环壕和围墙的聚落结构、房址、灰沟与灰坑呈规律分布的聚落布局、埋藏完整猪狗与堆叠大量陶器的祭祀坑、形制多样且结构多元的窖穴，反映出吕村遗址作为莱州湾地区高等级、核心性聚落的地位。

遗址内出土的带“日火山”刻划符号的大口尊，陶箫、牙璧、石钺、玉饰件、鹿角靴形器、大型的鲸鱼椎骨、龟甲、各式的磨制石器及大量风格多样、质地精美的陶器等，丰富了我们对莱州湾地区史前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信仰等方面的认识。

吕村遗址处在胶东半岛与海岱内陆的交汇区，自古以来都是半岛与内陆、辽东与江淮之间的文化通道，遗址内各类遗迹、遗物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体现了胶东土著文化与海岱内陆文明的交汇，为我们深入探讨胶东沿海和海岱内陆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互动关系及区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启示。

作者：孙慧男、陆青玉

作者单位：烟台市博物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