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科研项目成果总结讨论会会议纪要(08)

发布时间：2009-10-15 22:26:22  浏览量：610  【字体：大 中 小】

2008年11月15－16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科研成果总结讨论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赵辉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锦炎所长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日本金泽大学、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各位专家应邀参加。会议首先听取了参与课题研究的诸位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汇报，之后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和课题结项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项目包括田螺山遗址的发掘、碳十四年代学研究、古环境研究、植物遗存研究、动物遗存研究、人骨及动物骨骼稳定同位素分析。现将会议讨论的上述诸项内容整理如下：

一、田螺山遗址的发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国平研究员概要地介绍了田螺山遗址第一阶段发掘和研究的初步成果。发掘表明，田螺山遗址是河姆渡文化早期的一处重要聚落，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近的聚落规模和年代跨度。

文化堆积：遗址发掘区的主要堆积可分为六层，其中第⑦-⑧层为早期遗存，⑤-⑥层为中期遗存，③-④层为晚期遗存。各层均出土有丰富的遗迹遗物。从文化内涵来看，早晚衔接紧密，属于典型的河姆渡文化，早中晚三期可分别对应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二、一期。

聚落结构：发掘表明，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聚落布局结构较为清晰：整个村落以小山丘为依托，有房屋集中的长排型干栏式建筑居住区和屋前活动露天场地；村落周围是栅栏式木构寨墙，并有通往外界的水、陆通道；早期村落西部还发现有与木构寨墙相连的跨河式独木桥。

水田遗迹：为配合“浙江史前农耕遗迹调查”课题项目，在田螺山遗址西侧又进行了古水田的发掘。通过对其中不同层状堆积发现的水稻植硅石、稻谷碎片和杂草种子的研究，确定了数层古水田遗迹的存在。根据对各层堆积出土陶器的形态观察，可判断其中属于古水田遗迹的为第12、7层分别对应遗址发掘区第⑥-⑧层和③-④层，从而证实了田螺山河姆渡文化时期古水田遗迹的存在。

田螺山遗址由于大部分堆积埋藏于潜水面下，无论是干栏式木构建筑、寨墙、独木桥还是各类有机质自然遗存都保存完好，为广泛开展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碳十四年代学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介绍了田螺山遗址碳十四测年样品的采集、测定和测年数据的初步分析情况。田螺山遗址丰富的有机质遗存，为碳十四测年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样品，为此课题组选择了不同种类的测年样品，包括木炭、短年生的植物种子、人和动物骸骨、夹碳陶片和植硅石分别测年，并比较其测年的效果。

测年样品除了从发掘区内提取系列样品之外，为配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史前农耕遗迹调查”课题在水田遗迹发掘区也采集了一些样品。

初步的测年结果表明：使用常规碳十四方法对木头进行测年的数据明显偏老，年代范围为6000BC至5200BC，早于先前河姆渡遗址测年数据的整体范围，而与跨湖桥遗址的测年数据相当。使用加速器测年方法对短年生植物种子的测年，包括菱角、芡实、小数枝、稻谷、橡子，较为准确，年代范围集中在5000BC至3800BC。其中原因主要是常规方法测年所需样品数量大，样品中很容易混入一些年代更早的碳，从而导致实测年代偏老的情况发生。

从目前加速器所测定的T103的一组系列样品数据看，田螺山遗址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年代明显分为两组：第一组，第⑥-⑧层，年代范围为5000BC至4600BC之间；第二组，第③层，年代范围为4400BC至3800BC。这一测年结果基本符合根据出土陶器所进行的文化分期的结论。

对农耕遗迹试掘中所取碳样品的测定结果也基本符合考古发掘对古水田遗迹文化性质和年代的判断，进一步证实了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田的存在。此外，课题实施过程中，首次尝试使用加速器对植硅石样品进行测年的新方法。吴小红教授介绍，使用植硅石样品测年主要是测定植硅石中碳化的酸模，所需植硅石数量大，难点是如何过滤样品中所混杂的微小碳屑。此次对取自古水田遗迹植硅石样品测年的结果与短年生植物种子测年的结果基本一致，是国内首次使用植硅石测年方法的有效尝试。

三、古环境研究

古环境的研究旨在通过对沉积物、植硅石、孢粉、硅藻等内容的系统取样和分析，并结合动、植物种群的综合研究结果，复原田螺山遗址古地貌环境以及所处宁绍平原的大环境背景，进而讨论古代海平面的升降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早期人类定居社会的景观特征、环境变化对人类取食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介绍了对田螺山遗址剖面沉积物粒度、磁化率、粘土矿物、硼元素含量、植硅石测定的初步结果，以及利用粘土矿物和硼含量恢复沉积物古盐度的情况。研究表明，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并没有出现剧烈的气候波动事件，遗址所处的山前河谷平原存在一些淡水湖泊，适宜人类的居住。遗址上河姆渡文化之前、之中和之后都存在相对海平面较高的时期，文化演进的历史与相对海平面变化的关系密切。

通过硅藻、孢粉、寄生虫卵的研究复原古环境的工作由日本奈良教育大学金原正明先生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博士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田螺山遗址是在海侵过程中，海侵高峰期到来以前由于海侵停滞或出现小海退时期在淡水河边形成的，遗址所在河边区域分布湿地，香蒲、禾本科等大型水生植物繁茂，周边山地分布着以栎属青冈亚属为主的照叶树林。

田螺山遗址上发现有大量人类采摘的橡子、菱角等种实，以及炭化稻米和动物骨骼，说明田螺山先民不仅采集坚果、捕食动物，而且很可能已经在淡水环境中开展水田稻作的原始农业活动。

四、植物遗存研究

田螺山遗址植物遗存的研究包括对炭化植物遗存的研究、植物硅酸体（植硅石）的研究和遗址出土木材的树种鉴定。

各类种子、果实等炭化大植物遗存，由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傅稻镰（D. Fuller）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博士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博士鉴定、分析。

郑云飞根据田螺山遗址出土的丰富植物种子情况提出，田螺山先民从事一种适应低湿地环境的植物性食物生产模式。他们采集浅塘、湖泊中的菱角、芡实、莲藕，以及周围山地森林中的青冈等壳斗科植物果实、桃、梅、南酸枣、野葡萄等自然野生果实，并利用湿地种植水稻、葫芦等作物来获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食物。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稻米从粒型、小穗轴特征等方面看都表现出明显的栽培稻的特征。植物性食物中，菱角、青冈栎果和水稻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

傅稻镰通过植物考古学的分析认为，代表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是一个以坚果类采集经济和水稻栽培并重的生业模式，而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野生坚果类的采集和储存，而与之后时代的生业特征完全不同。田螺山先民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十分丰富，不仅包括遗址周围湿地和浅水域生长的菱角、芡实，而且还包括林地灌木和远距离山林中生长的栎果（橡子）、猕猴桃、南酸枣等，这一特点在过去强调河姆渡文化利用水生资源时未得到足够重视。水稻已经处于驯化之中，植物考古学数据显示出存在稻属比例增加和栎果、其他野生果实比例降低的时代变化趋势。非自动落粒性状的驯化稻小穗轴的比例也随着时代变化从占总数的38％增加到51％。同时，水稻在所有植物中所占比例也从8％相应增加到24％。此外，一年生禾本科杂草、莎草和其他伴生草本植物的组合可以作为水稻栽培的生态旁证，这一类杂草的组合也随时代变化有相应的增加。

采集的植硅石样品由日本宫崎大学的宇田津彻郎先生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博士鉴定、分析。结果表明，田螺山遗址文化层的土壤出土的稻属植硅石的密度非常高，单从这一角度看，田螺山遗址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存在稻作农业。从植硅石的形状解析结果看，田螺山遗址的栽培稻应当是粳稻。根据从不同层位取得的样品中稻属植硅石的含量分析，遗址上至少出现过两次稻作农业中断的情况，中断可能是海侵引起的。

田螺山遗址出土木材的树种主要由日本东北大学铃木三男先生鉴定。研究方法是在发掘现场采集木材样品制作成切片，并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采集的712个个体中，针叶树3种、阔叶树51种、樟科树4种、科属不明的8种。其中，楷树（黄连树）最多，占所有采样总数的12.6％，主要用于建筑物的柱子、方材及板材；樟树其次，占总数的11.1%，多用于垫板，也用于建筑材料；次于樟树的是柏科圆柏属，占总数的10.7%，主要用途是柱和垫板以及建筑部件。除了建筑材料外，还鉴定了出土的33件木器，相比而言，木器用材最多的是桑属，其次为材质近似于桑属的柘属。遗址出土的两件圆筒器使用了银杏木材，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银杏遗物；另外，遗址上发现了似为间隔配置的树根遗迹，经鉴定均为山茶属，这些山茶属的树木可能为人工种植。

五、动物遗存的研究

田螺山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动物遗存，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动物几个大类。目前已经完成了部分哺乳动物骨骼和鲤科鱼类咽齿的鉴定和分析。

哺乳动物骨骼的鉴定和分类统计主要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颖硕士负责。目前已经完成了2004年发掘动物骨骼的鉴定和分类统计。从初步的成果看，动物种类在不同时期变化不大，主要有猕猴、豪猪、狗、貉、黑熊、水獭、青鼬、獾、花面狸、豹、猫、猪、麋鹿、水鹿、梅花鹿、黄麂、獐、水牛，其中绝大部分为野生动物，而又以偶蹄目动物数量最多。梅花鹿、黄麂和水鹿等几种鹿是人类狩猎的主要对象。

猪相对于其他偶蹄类动物，在各时期数量一直较少。但从第⑤层开始，数量开始显著增加。对比各层猪的死亡年龄，普遍偏大，相当一部分在2岁以上。从对个别猪下颌骨的测量数据看，遗址上肯定有一定数量的野猪存在。但是，目前从猪骨形态上还不能确定是否有驯化的家猪。水牛均为圣水牛，从骨骼形态上没有呈现出驯化的特征。总体来讲，水牛的比例明显低于跨湖桥遗址，而且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狗在遗址上仅发现了2个个体，出现较晚，是作为成熟的驯化物种进入田螺山。鹿科动物是田螺山遗址哺乳动物群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遗址上人类所猎取的鹿死亡年龄的统计，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当地鹿群承受了一定程度的狩猎压力，而且人类狩猎的鹿群年龄结构有逐渐趋于年轻化的趋势，表明人类狩猎活动加剧，同时也对动物种群和生态环境带来影响。

田螺山遗址发掘曾出土了一个堆满鱼骨的鱼骨坑，日本琵琶湖博物馆的中岛经夫和中岛美智代对其中的鲤科鱼类咽齿骨进行了鉴定、统计和研究。鱼骨坑出土鱼骨数量巨大，按照1－10％抽样的方法鉴定统计计算，鱼骨坑中鲤科鱼类比其他鱼类多出150倍，鲤科鱼类又以银鲫为主，占所有鱼类总数的88.1%，是捕鱼的主要对象。通过对坑内鲤鱼A2齿的测量，推测其体长，田螺山鱼骨坑内鲤鱼体长数值分布于350mm~450mm之间，没有150mm以下的情况。按照鲤鱼的产卵和生长习性，人工饲养于水稻田的鲤鱼体长多在150mm以下，因此田螺山遗址发现的鲤鱼应该不是水田稻作的副产品。而鲫鱼在坑内大约有1400个个体，且完成存放，可能是为制作鱼酱而捕获的。

六、人骨及动物骨骼稳定同位素分析

课题组采集了田螺山遗址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分析骨骼胶原稳定同位素（δ15N和δ13C）的组成，探讨人和动物的食物构成，并尝试以次来推测人类对食物资源的利用和动物的驯化及可能存在的家畜饲养的情况。

此项工作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南山雅男先生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同时开展，目前主要的数据仍在分析中。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田螺山先民主要食用碳三植物（稻米和坚果类），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海产品的利用很低。个别猪骨的同位素组成与人类近似，暗示了人们利用剩余食物对其进行饲养的可能性。

七、讨论与总结

在充分听取了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研究课题组的成果报告之后，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海平面的升降与水稻栽培

古环境的复原研究表明在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之前及河姆渡文化时期都曾出现过海侵现象，形成了遗址上的海相淤泥层与文化层交替的情况。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教授提出海侵现象的出现是否与田螺山遗址各时期均延续有的水稻栽培的情况相互矛盾。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所郑云飞博士均对此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海退之后田螺山遗址所处的淡水生态环境和水稻栽培所需土壤环境的恢复应该是相对较快的，遗址上海相堆积层之上的文化堆积和自然堆积中的硅藻、植硅石和孢粉的组合都表现出了从咸水环境到淡水生态环境的快速转变过程。另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国平研究员也指出，碳十四测年表明田螺山遗址的河姆渡文化前后延续约1500年的时间，其中也包括了海侵与海退的间隔，应该说有充足的时间实现生态环境的恢复。

2、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的经济形态

植物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均表明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狩猎采集遗物十分丰富；但同时，水稻的驯化也是不容争议的事实，而且稻米的数量在所有植物遗存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如何评估田螺山人食谱中野生狩猎采集资源与水稻栽培资源的比重，如何全面认识田螺山河姆渡文化的经济形态：究竟偏向于狩猎采集型社会，还是原始农业社会？稻作农业在河姆渡文化发展过程中地位的变化情况如何？农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与会代表讨论的热点。

南京博物院张敏研究员提出，田螺山遗址所处自然环境的生态多样性，决定了其食物来源的多样性。能否从营养学的角度对田螺山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分类统计，例如，淀粉类（炭水化合物）、肉食类（蛋白质）、果蔬类（维生素），并据此探讨人类获取不同类型食物手段的变化，进而认识稻作农业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赵辉教授也指出，不同食物所能提供的热量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比如，虽然遗址上出土有数量较多的栎果，但其所能提供的热量却相对较低。裴安平教授指出，应该考虑稻作农业发展过程中，水稻是否是唯一被驯化的对象，还是驯化结果的最终选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都提出应该整合动植物考古的研究成果，综合提出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的时间表。

3、食物储存与加工的问题

食物储存与加工方式的变化与作物的栽培和家畜的驯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与会代表热烈讨论的问题。首先是栎果的储存与加工。傅稻镰博士在其研究中认为，田螺山遗址大量集中出土在坑穴里的栎果遗存，反映了人类储存采集食物的行为。他认为栎果主要是夏、秋季采集，人类大量储存栎果是为了应对冬季采集食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则认为，栎果并不适宜于长期存储使用，相反田螺山遗址大量出土栎果的坑穴均发现在村落外缘的河边，是人类食用栎果前对其进行去涩处理的遗留，而储存过冬食物应该另有选择，比如稻谷。其次，对田螺山遗址一个坑内出土大量银鲫的现象，日本学者中岛经夫认为并非是大量捕获野生鲫鱼，并腌制储存的情况，而很有可能是专用做鱼酱。除此之外，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莲子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裴安平教授指出，莲子与莲藕应同时采集、食用，而莲藕的生长不受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均可采食，能够有效应对冬季食物资源匮乏的情况，因此除了水稻之外，莲藕是否也是田螺山遗址最早被栽培的植物对象之一。

4、水田遗迹的判断

如何判断稻作农业早期的水田遗迹也在代表们之间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日本学者宇田津彻郎在研究中提出，每克土壤中是否含有5000个以上的稻属植硅石，可以作为判断水田遗迹的标准。苏州博物馆的丁金龙研究员则详细介绍了年代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江苏草鞋山、绰墩遗址的马家浜和良渚文化水稻田的情况。从这些遗址的发掘情况看，水稻田多为数平方米的小块彼此连接构成，有完整的灌溉、排水系统，如储水坑、水口和水道，应该是稻作农业发展成熟了的水稻田形式。绰墩遗址也可能存在与田螺山遗址相近似的无田埂的大片水稻田。赵辉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些大小不同、结构各异的水稻田未必具有时间的差别，而很有可能与地形有关：在距离河湖略远，有一定坡度的地区，为了便于蓄水和管理，发展出了功能复杂的小块田；而靠近河湖的平坦地带，则无须复杂的排灌系统，适宜于开发大块的田地。

5、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和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涉及学科广泛，参与研究的专家众多，因此不同研究成果的有效整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单就动物遗存的研究而言，哺乳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骨骼分别为不同的专业人员鉴定、统计，取样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考虑如何统一衡量遗址上各单位所有出土的各类动物骨骼的比例。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指出，除了各类动物骨骼的数量之外，骨骼的重量以及人类所猎取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所能提供的肉食量也应该充分考虑。除此之外，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和人与动物的食性分析的研究结果也应该整合起来，才能做到有效考察不同时期人类食谱结构的变化及其与稻作农业发展的关系。张敏研究员还进一步指出整合研究可能面临的复杂性，比如，农耕活动的发展并不一定与狩猎采集活动的消退相关。郭伟民研究员也提出应该充分考虑到埋藏学的问题，注意样品所处的考古堆积的特征。

对于整合研究的方法，与会代表们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张敏研究员认为首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统计方法，其次要统一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统计标准。吴卫红研究员则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概率统计的方法，设计田野发掘中的采样数量。

最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为会议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

首先根据本课题设计的初衷，通过对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重新评估河姆渡文化的经济状况。应该说这个目标已部分地实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很明显我们以前高估了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发展状况。河姆渡文化应该是处于稻作农业的早期阶段，水稻的驯化仍在进行之中，狩猎采集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生业模式显然与之后松泽文化时期成熟的稻作农业形态有显著的差别。

但是，由此也引出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田螺山、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发展程度和生业模式是否在同一时期的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发现的早于河姆渡文化的跨湖桥文化中包涵有很多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年代也与长江中游的皂市下层文化相当，那么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范围内稻作农业又是如何起源和扩散的。对于这些更宏观问题的解决，还依赖于今后各省市之间的共同关注与合作。

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课题将过去对农业起源的研究集中在农学家对作物驯化的生物学特征的讨论，转移到关注作物的驯化对早期人类定居社会经济形态所产生影响的考古学观察层面上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更需要多学科研究的支持，也能够从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上促成多学科研究的有效整合。我们希望通过田螺山个案研究，探索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促成学术界对包括稻作在内的农业起源问题的重新思考，这比得出某种单项的结论应该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