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何以中国》主创团队走进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与北大师生们一起观看了第一集《秦汉》和第二集《摇篮》，并在之后与学生们开展了一场跨越历史星河的对话。此次《何以中国》北大校园行活动由东方卫视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中心主任王思渝主持，总导演干超、学术总制片人秦岭、总撰稿周繁文、执行总导演魏国歌、总制片人张顗作为对谈嘉宾与在场的师生们互动交流，热闹非凡。

 

考古写史 《何以中国》：最佳考古学影像实践范本

 观影结束后，主持人王思渝表示《何以中国》带给自己很大的震撼和感动。他说，节目体现了很强的“人性”，这个“人性”与考古学日常处理的物质对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透过影片可以感受到制作团队极大的匠心，出现在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考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 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教授致辞道，考古学的研究更擅长宏观叙事，但是如何在宏观的叙事之内表现人的光辉、人的情怀，《何以中国》做得非常细腻。陈建立表示，《何以中国》可以说是他看过所有考古纪录片中最好的、最精彩的。谈到这次为何在北京大学举办《何以中国》交流会时，他表示：“北京大学有最强的考古研究团队，怎么把最强的考古研究团队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文化产品，让全社会、全世界的人都真正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何以中国》走到了前面”。

 

透物见人 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人性的温度

聊起节目制作起源时，干超导演表示，他在一次高中校友会上认识了秦岭老师，听秦老师说起了“何以中国”四个字。紧接着，通过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团队的不断交流讨论，逐步形成了纪录片的雏形，慢慢拼凑起了一支“不是学考古”的“业余”团队。随后，秦岭等北京大学的老师们为干超导演等主创团队上了整整两年的专业课，因此，北大可以说是《何以中国》的起点。

 

《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

 

干超导演表示，《何以中国》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秦岭等老师的悉心指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周繁文老师优美的文字、李新伟老师动人的故事。联合总撰稿周繁文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分享自己创作的过程中，周繁文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撰写《何以中国》这类纪录片的文稿，对她来讲，整个撰稿过程是巨大的挑战。她说：“我自己本人的研究方向是战国秦汉，在写秦汉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但是我的第一稿写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导演应该是比较崩溃的，因为像学术论文一样，导演一看就犯愁，说这个没法用视觉的手段去呈现这些东西。后来通过与团队的不断磨合，逐渐理解他们的工作，我才开始渐渐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稿。然后想起了我曾经很年轻时候的对文学的喜爱，就把它重新拾回来了”。在发言的最后，周繁文老师说，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人性的温度，符合考古学透物见人学术目标的致敬考古学的作品。

 

《何以中国》总撰稿周繁文

 

学术总制片人秦岭教授现场给大家剧透了《何以中国》八集的叙述结构。她提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纪录片像博物馆一样，是知识传播的结果，或者说是系统知识翻译的结果。如果考古学科的最终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那么如何复原古代社会，或者说我们复原的古代社会如何呈现给当代的所有人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纪录片会倒推考古工作者把学术的发现和研究整合成一个整体性的知识系统。单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复原社会可能存在偏见性，因为不是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有同样的几率被留存下来，更不是所有的物质文化都会被考古学家发现。所以在构建整体知识系统的时候，考古纪录片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其中不仅有真实的遗存，也有对遗存背后人类行为与社会的虚构和想象，这样的想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

 

《何以中国》学术总制片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

 

涓滴之水，汇聚成河 主创团队与北大师生分享初心与抱负

在看完节目以及听完主创们的幕后创作故事后，一位北大学生表达了自己的观后感，她说：“虽然是在看纪录片，但是我觉得会有一种像在看电视剧一样的感觉，很轻松，很沉浸，但又有很强的学术底色”。尤其是节目传递知识的形式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会让看过节目的观众在将来的某一天去到相应的遗址公园，去到博物馆看到这样一件文物，可能会想起节目中这些相关的场景。最后该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问，面对考古历史中大量的专业性的内容如何去做取舍？

 

北京大学学生积极提问

 

主创团队耐心地解答了现场师生的疑惑。《何以中国》总撰稿周繁文回答到，自己第一版文本就像写学术散文一样，把想到的许多点子、许多老师的论文、脚本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一开始不知道这些都需要进行影像转化，所以最后需要舍弃一些无法转化的部分。

 

交流会现场

 

总导演干超表示团队在一开始没有什么取舍标准，而是通过实践过程中反复的实地考察、学习研究，不断进行摸索。他表示，最初秦岭老师列出了三百多个拍摄地点，不仅全部都要去，而且有些地方得多次去。相比起具体的遗址和遗物，干超表示最难的取舍还是在考古学的叙事上，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半坡类型这个彩陶的鱼纹就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在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中，到底将哪一种观点呈现给观众？这些叙事的选择和取舍是最难的。

 

《何以中国》执行总导演魏国歌

 

关于“如何在拍摄过程中进行取舍”的问题，执行总导演魏国歌百感交集。她说，除了对文物、遗址及电影再现等拍摄外，导演组也拍了大量纪实画面，如考古发掘现场、实验室考古现场，但这些画面在最终的影片中几乎都没有出现。因为它们需要较大的篇幅，50分钟的节目并没有这么大的容量，所以在一个大的脉络下只能舍弃很多纪实素材，这也是整个团队最后摸索出的一种艺术影像的表达方式。 

虽然主创们很轻松地描述着创作过程，但现场的观众都知道这每一处的取舍都花费了主创团队巨大的精力，正是他们这样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才有《何以中国》如此优秀的节目。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昌增益教授

 

主持人随机采访的观众中有一位是来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昌增益教授，是讲完课特地赶来的。昌教授表示《何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应该把这个纪录片推向世界。

 

部分观众与《何以中国》主创团队合影

 

笃实进取，文脉赓续。《何以中国》此次走进北京大学，既是回到初心起点，又是一次新的历程。青年强则国家强，主创团队以真诚深入的交流，引领更多青年从璀璨的文明发展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书写下中华文明崭新的篇章。